1969年，政府动员城里一些生活困难户及社会闲散人员到农村去安家落户。我家被选中了，被安排到陆渡公社洙桥大队杨家生产队。

　　1970年春节前一周，生产队派了一条船来接。上午十点多，我们坐船出发，下午三四点，船在生产队仓库场北边的一条河滩上靠了岸。队里不少人来到岸边看热闹，我们全家人在队长的引领下，往生产队为我们准备的“家”走去。仓库场的南面是一块水泥场，水泥场的西边是生产队的饲养场，有两头水牛露天缚在木桩上。而我们的新家就在两头牛南面十多公尺的一块地边。来到“家”门口，只见茅草房又低又小，南北加西面各有一扇窗。门窗以及屋顶上覆盖的茅草也是旧的。房子咋会如此之旧呢？后来才知道，生产队接到通知，要安排我家在新年前到队里落户，也就只有几天的时间，队长和社员们一商量，决定将原来的牛棚改建成安置房。几根石条当支柱，支柱间砌砖，又找了些旧门窗，接着队里的男劳力全上阵，齐心协力，硬是把原来的牛棚顶，平移了十多公尺，华丽转身，成了我家的屋顶。仅三五天时间，就把我家的安置房建好了。开门进去一看，说是两间半，其实就是东西两间。四面青砖砌的墙，没有粉刷，到处漏风，地面虽削平了，但还留有草根，对着门有一副新砌的灶头，门边上还放着一些农具。母亲让队里来帮忙的社员将城里带来的家具勉强安顿在了东房间。另一间，靠西面的窗边放了一张床，我们几个孩子睡。屋子中间有一张简易的桌子和几条长凳，是队里准备的，我们又从队里拿了些柴禾，烧了顿简易的晚饭。在昏暗的油灯下，一家人默默地吃完晚饭，又默默地各自睡了。

　　春节过后，母亲就开始参加劳动了。四五十岁的人了，要学干农活，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队里让她跟一些老年人一起干活。我那时才十五虚岁，下乡后继续上学。但是，我和乡下的孩子一样，下午三点多一放学，就往回赶，一到家，书包一扔就去生产队里挣工分了。我们全家和队里农民一样，每天早出晚归出工挣工分。回家后还不能休息，除留一人在家煮晚饭外，其余人都去自留地里干活。不久后开始学着养起了鸡、鸭，以后又养起了猪，我家像模像样过起了农家生活。我在农村整整待了七年，经受了当地农村所有艰苦劳作的磨炼：罱泥、割麦、插秧苗；挑麦、挑稻，筑海塘。正是这段经历，让我以后能安然地面对人生道路上的各种困难。　　　　 

　　几年后，成年的我也开始和社员们一起战天斗地。最苦最累的当数 “双抢”。每天清晨四点开始上早工，七点左右回家吃早饭，七点半又要到田里。中午吃饭一个小时，十二点半又要出工。傍晚七点左右收工后不到一小时又要开夜工，直到半夜十一二点才结束一天的劳作，每天也就睡三四个小时。白天干着极累的体力活，晚上睡觉时间又少，有时干干活就在稻草堆边上睡着了。但就算是这样，我和队里的一些年轻人，还要偷偷地为队里干好事，趁着月色为队里割稻或插秧。那时候年轻干劲足，能为队里多干点活感到高兴。

　　1977年，我离开了农村。1979年全家回到了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