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菅雨点

　　我们这里把自行车叫做“脚踏车”，骑自行车也不叫骑，而叫做“踏”，我觉得这样的叫法形象贴切又实在，行进在生活的路上，就得一脚一脚地踏着向前。我曾经有过一辆脚踏车，它陪伴我度过了二十多年时光，它的身上负载着我从青年到中年的岁月份量。

　　我清楚记得那个日子，1986年3月5日，我第一次相亲后，媒人告诉我父母对方十分满意，父母当夜就决定给我买辆脚踏车。因为我家在镇上，女方家在四五里外的乡下，有了车就能方便与女方交往。那个年代，脚踏车与缝纫机、手表、收音机为“三转一响”四大件，不仅贵，而且有钱也很难买。所幸改革开放大潮已起，物资供应稍有松动，我父亲在供销社找关系，买到了一辆俗称“二八大杠”的永久牌28寸载重自行车。这车能驮物带人还耐颠，“永久”对姻缘来说也是好口彩。

　　新脚踏车花了140多块钱，相当于我父亲当时三个月的工资，更相当于我当时七个月的工资。父亲用旧布条把车架钢管缠裹起来，生怕磕碰掉油漆。亲戚和邻居有时也会来借，这让我既感到有面子，又稍稍有点不舍。那时农村经常停电，做小学老师的女友晚上要备课，我就买了两盏美孚灯送到她家去，脚踏车在坑坑洼洼的路上一颠，两个玻璃灯罩都碎了，丈母娘安慰我说“岁岁平安”。

　　结婚那天，我也是踏着脚踏车去迎亲的。妻子的外婆是位小脚老太太，已好多年不出门了，我在后座上绑好了棉花垫，小心翼翼地把老太太驮到了我家。

　　妻子怀孕后，我就踏脚踏车接送。岳父家莳秧，我载着妻子去岳父家帮忙，她挺着大肚子在家烧火做饭，我在田头抛秧。下午妻子喊肚子痛，我赶紧用脚踏车把她送到镇卫生院，也许是颠了一下吧，傍晚时分儿子就出生了。妻子出院时，我也是用脚踏车把她驮回家的。儿子稍大了点，我又每天早晨踏着车把儿子送到他外婆家，傍晚再接回来。有一次儿子坐在前车杠的小椅子上睡着了，他的脚被卷进了车轮，脚掌肿了好几天，我也被我妈责备了好几天。

　　上世纪90年代，我被调到城里工作，天天踏着脚踏车走街串巷，腰间BB机震动了，立马到路边找电话回。有时边踏边想工作，灵感来了就到路边踮着脚掏出本子写起来。一次到南郊的奶牛场去，浏河塘上的大桥正在维修，我想反正脚踏车方便，就走了一条小路绕过去，谁知小路正在翻修，起初还能推着走，后面越走越不行，只好扛着车走了几里路，让脚踏车“骑”了我一回。后来学电脑，需要用五笔输入法打字，我边踏车边背字根，等红灯时从前车篮里抓起字根表看一眼，手指在车把上模拟几下，没几天就熟练了。

　　我调到城里的头两年，父母妻儿仍在镇上，周末妻子带着儿子到城里团聚，我踏着车到七八里外的西门车站去接。儿子坐在前车杠上，妻子坐在后座上。周一早晨，天蒙蒙亮，再骑车把妻儿送到汽车站。遇到逆风或上桥时，脚下很重，但嗅到儿子头发间散发出来的那种蓬勃向上的气味，脚下踏得就格外有劲。

　　后来，妻子也要调到城里来了，我就踏着车带妻子看遍全城的房产。装修时又踏着车跑建材市场，一次到西门车站旁的陶瓷城买陶瓷抽水马桶，店主不肯送货，我只好把它绑在车后座上，一手扶车把一手扶马桶推行了七八里路。那样的日子虽忙虽累，但并没觉得多苦。那时人人都差不多，大家出行也就是脚踏车和俗称“小毛驴”的微型摩托车，彼此没有什么心理落差。

　　跨入新世纪，陪着我风里来雨里去的脚踏车已老态龙钟了。车座上竖向横向的弹簧都断了，坐着不舒服还硌屁股，我就塞些棉絮布头，再罩上个布套。车闸也换了好多次，前后外胎都磨得光光的，内胎补过无数次。前后的挡泥板坏了，二八大杠的配件难觅，就只能光着，感觉就像一个掉光头发和牙齿的老头，没遮没盖又瘪着嘴。车链条和车飞轮因磨损变得宽松，踏着踏着就会掉链子。在滚滚车流中掉链子是很麻烦的，躲到路边去装链条，还弄得一手油污。所以，我觉得用“掉链子”来形容关键时刻出岔子，这种狼狈窘态是很形象生动的。

　　2003年春天防“非典”的紧张时期，好几次晚上接到电话，我跳上脚踏车就去开会。半夜从会场上出来，有人掏出汽车钥匙说：“要不要送你？”我说：“我有全景式敞蓬车。”回家路上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抬头对着满天星斗祈祷：生活如此美好，疫情快快过去！

　　一天早晨，我发现脚踏车没了，我清楚记得头天晚上是停放在楼梯角落里的。前前后后转了好几圈还是找不到，知道是丢了。一样天天在一起的物件突然没了，无论是谁，都会心疼的。直到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一想到它我还是有点酸楚，怀念它其实就是在回忆那段难忘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