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俏到
如果乘坐高铁，从太仓向北出发，有一趟列车会依次抵达淮安、天津、铁岭。别问我为什么想到这个，因为前几天我刚去了一趟周恩来同志的故乡。
那天预订车票时，我原本漫不经心，随手看了一下经停站，忽然察觉到这个细节，恰似在提醒自己的行程目的，于是万般感慨袭来。记得上世纪初，年仅12岁的周恩来从淮安出发，到达铁岭生活，三年后，又随伯父迁居天津、就读南开学校，19岁中学毕业后东渡日本求学，写下那句著名的“大江歌罢掉头东”，从此走上一条革命者的道路。而我这一次的淮安行，主要就是为了瞻仰周恩来故居。
周恩来故居地处闹市，距离明清年间淮安府和总督漕运部院的衙门旧址很近。自古以来，淮安不是小地方。凭借古淮河与京杭大运河交汇的地理红利，古代淮安跻身“大都市”行列，单一个清江浦就留下迁客骚人多少风流笔墨。再加上明清漕运总督驻节在此，又能吸引南北东西多少名来利往？难怪有人开玩笑，伟人故居坐拥“黄金地段”，可见祖辈的出身并不窘迫。
是啊，周恩来年近花甲之时，赫鲁晓夫也曾当面话里带刺：“出身于工人阶级的是我，而你却出身于资产阶级。”一向冷静的他停了一会，给出智慧而又绝对写实的回应：“但至少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背叛了我们各自的阶级。”人到中年以后，每每读史至此，我总是深深叹服——无论周恩来同志，还是许多其他老一辈革命家，原本都有着不错的家庭条件和人生际遇，原本可以岁月静好或是起码“苟全性命于乱世”，但他们最终还是跳出了舒适圈，摒弃精致利己，全力以赴用自己的“大无”追索着一个民族的“大有”。
如今我们前往淮安，已是如此便利。即使想要重走周恩来的成长之路，向北抵达天津或铁岭，亦不过多坐几小时高铁而已，不必再如百年之前的周恩来一样历经坎坷。时代的变化令人惊讶而着迷，以致那一天路过古老的淮安清江浦闸，我立刻联想到了太仓。
前年定居这江南小城后，身为“新太仓人”的我常常想象，在没有汽车、高铁与飞机的年代，王世贞、吴伟业、陆增祥那些人，如何从致和塘或是盐铁塘的某个码头登船，出了太仓州城的西门，沿着浏河或是又称娄江的水道，一路桨声欸乃进了姑苏，再慢慢转向运河北上，融入这个古老国度的治理体系。
我曾在船上生活过一段日子，深知这种交通工具会把时间拉得更加漫长，也会让人类的思绪挂满了枝蔓。四百五十年前，天命之年的王世贞曾有感慨，自己经行水路往来京师多达八次，“得失忧喜之事，错或接淅卜夜，所经繇都会繁盛，若云烟之过眼而已”。于是他请吴地画家好友钱叔宝携弟子张复随船出行，以太仓至京师三千七百里水岸舟楫为素材，总共作画八十四帧——这套罕见的京杭大运河纪行实境山水画册，如今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名为《水程图》。很自然地，这套图的起点是太仓小祇园，而在淮安留下的多帧画面里，清江浦闸列作第三十九幅。另一个花絮则是，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录有七十多名漕运总督的姓名，填补了淮安总督漕运部院的史志空白。
如今我第一次到达淮安，看到清波荡漾的里运河，穿过柱石留痕的清江浦闸，自然会把曾经的想象继续下去。我能想到那些太仓的先贤们，身处樯桅林立、纤夫成群的年代，一路停停走走花了个把月，才能经过“姑苏城外寒山寺”，见到“京口瓜洲一水间”，再渡过长江向北，终于靠泊“淮水东南第一州”的清江浦。尽管这时，距离京师还有三分之二的路程，但他们即将就此告别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南方，日益接近传说中“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朝堂。如果转换时空，某一年，周恩来的祖父或许同样循着大运河北上，从绍兴经苏州，迁居到了淮安，送来了一位人民的好总理。
逗留淮安数日，瞻仰过伟人故居，领略过运河风光，遐想过时代变迁，也有一些出乎意料的发现——比如著名美国华裔女作家、《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作者张纯如，原来也跟太仓有缘。张纯如的祖父叫张乃藩，上世纪初出生于淮安，算起来要比周恩来晚生八年。与周恩来不同的是，张乃藩就读于当时的国立中央大学，毕业后先是出任宿迁县长，1937年春调任太仓县长，算是一条典型的体制内成长之路。
众所周知，那是一个苦难的年代。张乃藩到任太仓不久，淞沪战役爆发，他的主要任务变成了劳军与安置难民。那年11月太仓沦陷，张乃藩随军西撤重庆，直到抗战胜利后再回江苏盐城、南通等地任职，解放前夕去了台湾。1976年，张乃藩退休后移居美国，那时张纯如8岁左右。如此想来，经历过抗日战争的爷爷必定对孙女有着很大影响，否则，如何理解张纯如作为一个出生于美国、从未在中国生活过的现代作家，却突然对五十多年前的南京大屠杀有了调查与写作的热情？
时光流逝，伴随着千变万化、千奇百怪的人类活动，最终成为我们必须坦然直面的历史。过往的一切貌似无足轻重，但各种细节的累加与巧合，总给后人以无限怀想。无论明清年代的一线运河，还是如今贯通南北的一条高铁，都可以串起那么多光阴的故事，给数百乃至数千年间素未谋面的人们打上缘分的标记。就像我——当我启程往返于淮安太仓之间，我是如此感激今时的交通便利，能让自己便捷地抵达一个纪念之地、完成一次瞻仰之行。我深信这绝非古代如王世贞、近世如张乃藩可以想象，却正是周恩来为代表的那一批人的满心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