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耀明

　　17岁那年夏季，我高中毕业回到了生产队参加劳动。第二年双季早稻催芽育秧时节，生产队长找到我说：“队里的农技员老倪不干了，今天下午大队里有个会，你去参加一下。”我听后一愣，看了看队长，确认他不是在开玩笑以后，就推辞说：“我不懂农活，你还是让经验丰富的‘老把式’去干吧！”听我讲完，他深吸了一口烟，又缓缓吐出一股淡淡的烟雾后，说：“下午的会还是你去吧，其他事情等你回来再说。”见一时难以推掉，我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了。开会回来，我将会议内容向队长作了汇报，他听完后叫我按会议要求去落实，却没有和我再说什么。就这样，我稀里糊涂地当上了这个并没有任命书的农技员。

　　五十多岁的生产队长老刘是个老党员，人厚道、勤劳，谁家发生了矛盾、邻里闹起了纠纷，大伙都会找他去评个理、“断公平”，由此他得了一个“好人”的雅号。当年每个生产队都配有一个不脱产的农业技术员，任务是协助队长做好大田作物的育秧、播种、施肥和防治病虫害等田间管理工作。那时农村还没有电视，但户户都通有线广播，村村都有高音喇叭，县和公社两级政府都办广播电台（站），每天分早、中、晚三个时段播出，内容以新闻、样板戏和天气预报为主。到了小麦、油菜、水稻和棉花等作物的农事节点，还会播出作物栽培与管理信息，大队还会召开农技员会议，对工作进行具体分配。碰到灾害性天气或者病虫害防治，就会通过广播发出紧急通知。所以，尽管我当时还是个啥都不懂的毛头小伙，却与“好人”配合得挺好，他对我也很放心。

　　小满过后不久，为防治水稻秧苗上的稻蓟马，大队召开农技员会议，要求各队用两天时间完成同步用药。稻蓟马是一种比蚂蚁还要小许多的昆虫，生长周期短、发生代次多，主要寄生在水稻叶尖或心叶内，对晚稻秧苗危害极大。会后，我直奔生产队秧苗地，检查后发现稻蓟马已经非常严重。我把掌握的情况向队长汇报，并请他第二天再派几个人配合我一起用药。这次使用的农药是一种刚上市的“呋喃丹”粉剂，使用时要先将药粉与干细土按比例混合搅匀，制成“毒土”后再撒施。因为是剧毒农药，要求操作人员一定要做好个人防护。

　　第二天早上，我去供销社买回了药粉，回家带上工具就来到了秧苗地。但是，队长派给我的人却一个都没来。一打听，原来那些人听说“呋喃丹”有剧毒，都打起了“退堂鼓”。我一个人站在地头发愣，想再去喊人，可想想队长都叫不动，我又有什么办法呢！眼看着那些禾苗叶片已经开始泛黄，我当时就像医生看见了病人那求助的眼神一样，心里既焦灼、又无奈！为了不耽误事，我鼓足勇气，一个人操起工具干了起来。先配毒土，再装簸箕，然后一把一把地撒向秧苗地里。虽然才入初夏，但气温已经很高，我每撒完一簸箕“毒土”回到地头，总会摘下草帽扇几下风，用衣袖擦一擦额头上的汗水，再将厚厚的纱布口罩也摘下来，畅快地呼吸几口新鲜空气。

　　那天我一直忙到傍晚。拖着疲惫的脚步收工回家，我来到离家不远的河边水桥上清洗。先洗手再洗脸，正想继续清洗外衣裤时，突然一阵眩晕，人不由自主地往河里滑去，我本能地紧紧抓住水桥石头。这时，我觉得恶心想吐，还感到阵阵寒冷。我想自己可能中暑了，便收拾好东西强撑着走回家。那个月，刚好轮到我晚上去公社信用社参加基干民兵值班，就和正在家里忙碌的父亲打了个招呼，没吃晚饭便走了。

　　途经公社卫生院时，我想进去配点治疗中暑的“十滴水”。值班医生老顾一问我的症状，就断定我不是中暑而是中毒。他很快作出了处置，护士王阿姨在我的胳膊上注射了阿托品，一旁的卫生院食堂祝家婆听说要我“大量喝水”的医嘱后，很快给我端来了两大碗凉白开，并对我说：“喝完了还有，我再给你端去。”在医生和许多好心人的帮助下，我的症状得到了缓解。当我父亲得到消息匆忙赶到卫生院时，我见他眼里噙满了泪花。

　　一晃40多年过去了，现在再说这些事似乎有点天方夜谭。但是，我在人生的起步阶段当了三年半农民，做了近三年农技员。我学会了给水稻催芽育秧、棉花整技施肥、麦子备耕播种，还掌握了防治稻飞蚤、棉铃虫和赤霉病等病虫害的时机和方法，深刻了解了农民的艰辛和不易！

　　禾苗青青，青青禾苗，那是农民们用勤劳和汗水换来的希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