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放

　　“五一”回了趟九曲，蛮开心的。

　　说是回，其实九曲不是我的老家，只是因我从小在九曲长大。这次去，是为同学惠萍的孩子结婚，吃喜酒。

　　说到九曲，自然勾起我不少回忆——

　　我是陆渡人，出生在沙溪，但我儿时是在九曲度过的。我到九曲，有段故事：我在家中排行老三，上有两个哥哥。三岁时，父母准备将我过继给舅舅。舅舅家在杭州，有两个表姐。我到杭州不久，舅舅让我叫他爸爸，我不肯。据说，我的幼儿时期是在“利诱”与“哭闹”中度过的。后来，大概是父母也思儿，好婆说，那就回家吧。我因此到了父母当时工作的所在地——九曲。

　　我回家了，很自然地叫我父亲为爸爸。后来，我发现除了我们这些干部、医生、老师家庭之外，周边大多数人叫父亲为“阿大（音：DA，入声）”“大大”。这让我多少觉得有点异样和土气。

　　九曲是我的天堂，那里有我比同胞兄弟还亲的伙伴，那里有我说不完的趣事。至今，我还敢自得地说，我比一般的农家孩子更清楚庄稼的生长周期，尤其是夏季成熟的庄稼。因为，在我整个少儿时期，与我最要好的同学加朋友——谷，对九曲周边方圆几里的农民自留地作过无数次的调查，对每块地里春夏秋冬都种了些啥，如数家珍，何时开花结果，了若指掌。比如，小学桥对面的那块地种有很多路稷，还有四沓（行）番茄；新东大队四清河边的行地（高的地）种的是栗子番芋（一种很沙的山芋），等等。

　　九曲人也好。那时，粮食定量供应，我家兄弟多，自然紧张，湘伯（惠萍的妈妈）、好娣阿伯等经常会送些番瓜、番麦、番芋什么的给我们。母亲自然是千恩万谢，但我不觉得多么好吃，尤其是番瓜，都吃得泛酸了。现在想来，真想像母亲一样，千恩万谢地谢谢她们。

　　除了这些田头末厶（东西），水桥头的拐脚淑伯伯知道我阿公抽水烟，有时也会拄着根斯的克（拐杖），送几张她家种的太白古（烟草叶）来。这时，她家的斯匹林锁（弹簧锁）通常是不保险的，趁大人们说话，我们就溜到她家偷香烟壳子。

　　这些，都是我这次回九曲吃喜酒空档与同学嚼白蛆的话题。嚼蛆归嚼蛆，有的内容，现在仔细想想，倒也有点意思。

　　比如，这“嚼蛆”“嚼白蛆”，也就是侃大山、闲聊，是九曲一带的方言，前段时间看《金瓶梅》就读到过。这或许与办红白喜事隔日“落作”一样，可以给以方言论证《金瓶梅》作者是太仓人王世贞的吴聿明先生以一例证。

　　比如，上面说到的番瓜、番麦、番芋、番茄等，以中国传统的“异国他邦称为番”论，可知太仓历史上很早就重视外来物种的引进与推广，而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与“金太仓”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关联。

　　再比如，太仓历史上总体来讲是个移民地区，从太仓东北部流行的“阿大”“大大”称呼，我们或可将之与关中、中原方言联系起来，印证宋室南渡从璜泾（古称赵市）沿江上岸定居的史实，研究太仓早期人口的聚集。

　　还有，从我们上一代人口语中大量使用的外来语：斯的克（英语：STICK）、太白古（英语：TOBACCO）、斯匹林锁（英语：SPRING LOCK）等，包括目前太仓还广为流行的骂人话“呷格”（英语：SHIT）中，我们是否可以约略地感知到近代太仓社会的开放性？

　　“阿大”“呷格”“嚼白蛆”，我想太仓的这类方言，是承载着许许多多历史信息的，因为方言是文化的积淀。如果我们沿着这些蛛丝马迹作仔细的分析研究，或许可以解读出不少娄东文化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