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微年

　　会馆是同籍贯或同行业的人在京城及一些城市所设立的场所，供同乡、同行寄寓和聚会之用。其中分布于京师以外的会馆大多数是伴随商品经济发展而建立的工商业会馆。而北京的会馆则大多数是与科举制密切相关的科举会馆，也称士人会馆。

　　梁启超曾言简意赅地阐明了阶梯式的科举之路：“邑聚数百童生，擢数十人为生员；省聚万数千生员，而拔百数十人为举人；天下聚数千举人，而拔百数十人为进士。”每逢三年一度的“大比之年”，北京的客栈食宿价格“噌噌噌”往上涨，那些千里迢迢进京赶考的莘莘学子，虽然贵为举人，初来乍到，人生地陌，首当其冲的难题就是怎么解决食宿问题。从进京备考到踏入考场，再到发榜，最后等待殿试，前前后后一般得有半年时间。有的落榜举子选择留京，继续苦读，以便来年应考。这些举人尤其是寒门举人都盼望有一个安定而便宜的食宿之所。于是，朝中同乡便伸出援手，联络同乡中的官绅或商人集资，在京城买地建房以接待来京应试的同乡举子，这就是会馆的由来。

　　明清时期，北京的会馆有几百所之多，分省、府、县三种。太仓会馆建成于清道光三年（1823年），又名“太嘉宝崇会馆”，是州府级会馆，因为清代太仓是直隶州，分拆出镇洋县，州县同城，并辖嘉定、宝山、崇明三县。该会馆由太仓人汪彦博（1763年~1824年）捐资兴建。汪彦博，出身于太仓的科举世家，其祖父汪廷玙（乾隆十三年探花），父汪学金（乾隆四十六年探花）。乾隆帝南巡时，汪彦博本人以召试一等第五名，被钦赐举人，授内阁中书。后又进士及第，为官有政声。以疾归里，在太仓多有义举。

　　清朝规定会馆必须建在外城，所以离内城较近的宣武门以南地区就成了兴建会馆的理想之地。太仓会馆就坐落于宣武门外大街旁叫做球子巷的胡同。晚清的《京师坊巷志稿》一书中记载：“球子巷，有太仓会馆。”民国时期，一本叫《洞灵小志续志补志》的笔记类书，也列有“太仓会馆”的条目。球子巷有时写成求志巷、求智巷、求子巷、球芝巷等，而太仓会馆的门牌号也几经变化，清朝时为宣武门外大街193号，民国时为宣武门外大街220号或宣外求志巷219、220号等。太仓会馆附近还有诸多会馆，如四川会馆、太原会馆、番禺会馆、东莞会馆、潮州会馆、浏阳会馆、江苏会馆、锡金会馆、吴兴会馆等。

　　在太仓人唐文治的笔下，也可以找到关于太仓会馆的一些零星史料。其《茹经先生自订年谱》记载：“光绪九年癸未（1883年）十九岁，春，随王（祖畲）师赴礼部试，寓宣武门外球芝巷太仓会馆。榜发，王师中式，入词林，授庶吉士。余下第归。”在《明杨椒山（继盛）先生手迹跋》中，唐文治记叙：“余少时应春明试赴京师，住求志巷太仓会馆，恭谒椒山先生祠，与郡密迩，仅隔一街。” 民国时期，唐文治曾为年长自己20多岁的无锡人许复庵的文集作序，文中写到：两人“一见深相契，遂为忘年交。每应京兆试，先生寓居前孙公园锡金会馆，余寓居求志巷太仓会馆，相距伊迩，时相过从。”光绪十五年（1889年），唐文治第三次赴京参加会试。行前，其父嘱咐：“汝此次会试，倘再不售，明年尚有恩科会试，可暂留京处馆，以免跋涉。”

　　近日，翻读太仓籍晚清名臣陆宝忠的日记，又发现多则关于太仓会馆的史料。陆宝忠（1850年～1908年），清末重臣、教育家。光绪二年（1876年）进士，充南书房行走二十多年，官至都察院都御史、署理礼部尚书。其父陆奭棠系咸丰元年（1851年）举人，据说其会试试卷颇得当时的相国彭咏峩赞赏，却因为卷中诗句一字误而落第，于是援例报捐，谋了个刑部主事的职位。咸丰七年（1857年），陆奭棠携家眷北上，走马上任。最初的落脚点就是太仓会馆。在这里住了几天后就搬往它处。咸丰十年（1860年），是多事之秋。太平军攻陷太仓，陆奭棠“日夜焦念”“故乡亲友不知存亡”。而英法联军又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咸丰皇帝仓惶逃到承德避暑山庄，北京市民也四处避难。陆宝忠因为“家况日窘”，不得不搬回太仓会馆，住“西院藤花吟榭”。陆宝忠的父亲官职小，又比较清廉，所以陆宝忠在日记中叹息：“我家无担石储，只得在乡祠（指太仓会馆）株守。”

　　由唐文治和陆宝忠的记载，可见太仓会馆虽然主要服务来京应考的试子，但也是乡人在北京的一个安身立命之所。不仅如此，会馆也往往是各地在京同乡的一个议事聚会场所。“躲进小屋成一统”，它是私人空间；走出小屋，它又是联络乡情的公共活动空间。按旧俗，农历二月初三是文昌神祇的诞辰日，而文昌神祇掌管人间读书人的功名。故而士人会馆一般都要在这一天举行祭拜仪式，太仓会馆也不例外。陆宝忠是从一品京官，是当时太仓人中官级最高者，欣然 “至太仓会馆，公祀文昌及乡先贤”，也算是礼贤下士，桑梓情深。（事见1900年二月初三《陆宝忠日记》）

　　值得一提的是，在近代民族危亡之际，太仓会馆也曾激荡着爱国救亡风云。1895年春，正值会试，各地应考举人云集北京，听闻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纷纷商议上书。太仓籍举人汪曾武也跃跃欲试，联络江苏籍举人，准备领衔上书。此前，他看过唐文治的《万言疏稿》，深为叹服，就约请唐文治代笔。唐文治欣然同意，在太仓会馆里草就了《上都察院呈》，反对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它是江苏版的“公车上书”。

　　太仓会馆因科举兴而建，也因科举废而衰。1905年，在清王朝风雨飘摇之际，科举制度被彻底废除，原本以服务科考为主要功能的会馆一下子失去了服务对象。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大批官员随政府机构南下，太仓会馆也随之冷落了许多。但仍然有一些太仓以及嘉定、宝山、崇明人以此为栖身之所。著名语言学家林焘先生在《忆名笛师高步云》中写到：“太仓人高步云原是昆曲世家，自幼搭班学艺，能拍唱吹奏各种曲牌二百多支。1922年，高步云随昆曲学大师王季烈先生来到北京，在北京和天津各曲社和清华、燕京等大学授曲。在北京一住就是三十多年，直到1958年才回家乡。高步云在北京和妻子一起住在宣武门外太仓会馆的一间厢房里。”著名建筑学家张光圻是崇明人，也曾入住太仓会馆。著名学者吴宓在1916年6月28日的日记里记载：“访张君光圻于求志巷太仓会馆，未遇而归。”

　　太仓会馆是地域性的社会公益机构，其日常运作是比较规范的。有专门的看管人5～6人，内设干事会，由太、嘉、宝、崇四地同乡各推举干事二人，再由干事中互推正副干事长，掌管馆务，并在政府机关登记备案，还制定了《驻馆同人公约》，明确馆方与入住人两者的权利和义务，约束入住人的行为规范。据1947年呈报政府的《太仓会馆总登记表》，干事长为崇明人陆家鼐（其时已离开北平），由太仓人、副干事长沈宗汉（北京广播无线电台第一任主任）代理馆务。太仓会馆的经济来源主要是同乡捐资和入住人的缴费，还有两处房产出租收入。当时，入住者共有40多人，“馆中经费支绌”，勉强得以维持。至上世纪50年代，太仓会馆解散。

　　据北京一位对北京会馆素有研究的老先生说，他曾在1993年造访过太仓会馆，其时已沦为大杂院，住了27户人家，有门楼，“正面呈三角形，别具一格”。由此看来，太仓会馆的规模还是比较大的。记得在2000年，笔者在北师大读研时特地前往寻访，一打听已经在前几年拆了，不免心生遗憾，而关于太仓会馆的记忆则挥之不去，保存至今。我想：北京的太仓会馆在130多年的时间里，洋溢着乡情，抒发着乡愁，回响着乡音，走出了为数可观的进士甚至独占鳌头的状元郎。这里是灿烂娄东文化的一个见证，其史事不应该被湮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