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4:周刊·墨妙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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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10日 星期六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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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杨林塘

  

  

  

  □子愚

  

  金仓湖畔的杨林塘南岸,以前是一片富饶的田野,盛产新毛香籽芋、牛踏扁毛豆、薄荷油、太仓白蒜。现在,高楼林立,绿荫纵横。其中最西北的那片地便是我当年下放的生产队。原来那里有条小道 ,南可去毛家市,北可过万缘桥。1969年冬季,杨林塘拓宽,万缘桥改名重建。现又随着河道的整治、桥的东移,成了铺着沥青的双向公路大桥。

  说起开杨林塘,不少人还记得当年土方堆得比房子还高。当年,杨林塘北岸地处阳面,沿河农家多。而我们地处阴面,农家少,大片农田便成了土方最好的去处。因此,杨林塘开挖后,南岸便形成了高高的土坡——泥岗,从东到西约有几十亩,一下大雨,土地就板结,还会因雨水冲刷形成深浅不一的小沟。生产队曾试种过黄萝卜,但收成不好。还试种过“小金黄”玉米,结果长出的秸秆又矮又瘦。最终还是学习别地的经验,去上海装混有煤灰的垃圾来改良土壤。

  果然,队里从上海装来的垃圾很管用。凡是撒过垃圾的泥沙地都能透气吸水了,试种的蕃芋藤叶茂盛,亩产几百斤。藤叶还可作为上等饲料喂养队里的猪和牛。

  我以前也多次摇船外出装粪、装氨水,但还从没去上海装过垃圾。

  1973年8月中旬,双季稻晚稻插秧结束,队长便安排我也去一次。开船的那天,家中的有线广播一响,我就匆忙起床,备足了大米、酱瓜,带了从队里预支的2元钱,与阿湘和、建明、阿兴奎在仓库场会合。

  船从杨林塘一直向东,经姚五湾扳艄转入十八湾,向南几里就到了徐王庙。阿湘和是船老大,背略驼,个头偏矮,戏称是从小被扁担压成这样的。船靠岸后,他们三人去了小卖部。

  一支烟的功夫,阿湘和捧着一个油滋滋的小纸包回来了,装的是熟食猪头肉,建明提着热水壶,装了几斤老白汰(米酒)。那个年代,农村很少有卖熟食的,我十分惊奇。阿湘和高兴地说:“今朝买了5角新鲜猪头肉,等一歇可以吃老酒了。”我在收跳板时,阿湘和吩咐我与建明背纤。建明比我大几岁,话少脾气好,初中没读就下了地。

  我与建明沿着纤道合力向前,阿兴奎与阿湘和轮流摇橹。我第一次与建明合作,一路上找他攀谈:“我们这样躬着背,压着纤担,每走一步如能借一半的体重,那么到上海就是天文数字了。再有就是纤绳的拉力方向与河岸的夹角如保持在30度左右,向前拉力就大,向岸的拉力就小。还有纤绳不能太长,因为力距变长了,反而会浪费力气。”建明听了觉得有道理,说,这还是第一次听到,并感叹自己书读得少,吃亏。

  此刻,太阳已爬得很高,河面上闪烁的波光异常耀眼,纤道上光溜溜的,看不到一棵树,尽管有草帽,脸上还是火辣辣的。背后不停传来波浪拍打船底的节奏声,“啪嗒、啪嗒”,像是在给我们加油鼓劲。我俩常会遇到便桥,这时就得快步上桥,在船还没到桥前“打纤”。所谓“打纤”,就是一个人在桥的左侧将纤担从桥底弧形地甩过去,另一个人在桥的右侧眼疾手快地接住纤担。

  晌午时分,我们过了浏河塘,向南进入横沥河,已是饥肠辘辘。船停靠在农家的水桥边,建明拿了木桶上岸打井水,我在船头生火做饭,阿湘和与阿兴奎在一旁已喝起酒来。饭煮熟后,我先吃起了井水淘饭。阿湘和见状,便用筷指着纸包里的猪头肉,对我说:“阿香,阿要尝尝?”我不好意思地说:“酱瓜也蛮好吃。”他笑了笑就夹了两筷在我碗上。我是一个人过日子,学校毕业后就吃过一次肉。今天,看着碗里有猪头肉,能不馋吗?

  傍晚,我们过了嘉定,在郊外岸边的大树旁歇了船。吃了夜饭,就早早地准备入睡了。这时,明月高悬,透过树叶,月光像珠子一样撒满船上。夜空深处的银河透明、璀璨,河面上徐徐的凉风夹着蛙声与蛐蛐声,凸显着大自然特有的宁静与适意。我与建明睡在船尾安全舱,虽然挤了点,但铺着的稻草所弥漫的芳香,让劳累了一天的我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次日清晨,船仍沿着横沥河一直向南,因没了纤道,大家轮换着摇船、吃饭、休息。转了几个弯,傍晚时,便进入曹杨新村北侧的小河浜。

  突然,岸滩上两个青年追了上来,他们甩动着手里的尼龙袜,大声喊着“阿乡,袜子要伐?”我不明白怎么回事,阿湘和诡异地笑着说:“洋袜是小册棺材掮了竹头,从人家阳台上偷来的。”他们跳上了船,拿出几双又新又漂亮的尼龙袜说:“5角一双,还是弹力的。”当年,这样的尼龙袜起码几元一双。建明看后便动了心,后来他们各买了一双。

  半夜时分,阿湘和看船,我们上岸。趁着月光,我推着两侧有栏板的板车,跟着阿兴奎过了菜地,穿过一座水泥拱桥,便进入了曹杨新村。 这时,眼前尽是一排排的两层、三层楼房。一条条巷子中间还铺着几米宽的水泥路,巷子口亮着路灯,路旁是整齐的水杉和梧桐,还有商店、浴室,像大城市一样。

  我们四处找垃圾箱,结果连找了几处都没有垃圾,最后在一条巷子中间找到了一只,我弯下腰往垃圾箱里探看,全是煤灰和烂菜叶。于是,连忙用铁锨往车上铲,才铲了几下,巷子路灯下就有人在喊:“偷垃圾的郎咯答(在这里)。”我们连忙推着板车跑。结果,还没转出巷子就被堵住了。其中一个穿背带裤的男子问阿兴奎:“作啥逃?阿逃忒过如来佛手心?侬阿晓得,每次来,弄得地上到处是垃圾?” 最后,他们拿走了板车的轮子,说:“要赎轮子可以,得交给新村20元”。

  那天,我们懊丧地抬着板车回到了船上,天也快亮了,阿湘和要我回去领钱来赎轮子。于是,我边问路,边找到了闸北长途站,花了8角3分乘车到了太仓,再步行回生产队。

  我到会计阿菊家时,太阳快落山了。讲完了来龙去脉后,他竟笑着对我说:“上海的事,队里处理,你马上到沙溪你娘处,你户口要迁到沙溪安排工作了。”我一时半信半疑,他推着我说,“还不快点,你娘急煞忒着。”走了一天的路,又一夜没睡,途中连口水也没喝。听到阿菊的一席话,我是说不出的高兴,立即骑了自行车,飞一样地一路向北。

  从此,我便离开了曾经生活、流汗的热土,离开了时常让我魂牵梦绕的杨林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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