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 升

　　如今人们日常或外出旅游，取个景，留个影，录段像，用不着传统的照相机，只要随身带上一部智能手机就能轻松完成。但是在几十年前，照相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是难以企及的事，更别说录音录像了。

　　解放初期至改革开放初期，人民生活水平普遍较低，平常除了拍毕业照、工作照、结婚照外，难得会去照相馆拍张照留个影。农村情况更差，一些老人连照片都拍不起。因此，要得到一张解放初期至改革开放初期，表现普通百姓生活、风土人情的旧照片是很难的。这样的旧照片早已成为人们收藏的“宠儿”。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在农村插队。一天，生产队一位同龄社员培忠的父亲洪生伯突然病逝，培忠要我为其父画像。因为此事过程奇特，至今仍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培忠的父亲洪生伯，是生产队耕牛的饲养员，平时身体清矍健硕，与我们知青和蔼相处，无微不至地关心我们，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某日夜晚，洪生伯突发脑溢血病故。这突如其来的丧事，令培忠家一时束手无策，急煞人的是挂在灵堂中间的遗像还未着落。

　　本来这事并不难，只要找到逝者生前拍过的照片挂上去就行。如果照片实在太小，只要去照相馆翻拍放大即可。可是家属几次翻箱倒柜也没找到逝者生前的照片。情急之下，培忠便请我这个善于写写画画的知青帮忙，要我当场给他父亲画张5~6寸大小的遗像。

　　没有生前照片参考，逝者又搁在板门上。我老老实实地回他：“什么忙都可以帮，唯独画像这个忙帮不了。”

　　培忠恳求道：“时间紧迫，又找不到会画像的画师。你能写会画，又乐意帮人。我们要求不高，只要大致像就行。”看着披麻戴孝、双眼布满血丝、一脸疲惫的他，我心一软，勉为其难地接下了这个难以完成的差事。

　　为了给逝者画像，队里几个相帮人，用四根棕绳将一部竹梯平悬在厅房停尸板门上方两米高处，然后我趴在竹梯上，对着逝者面孔画像。

　　平日里胆小如鼠的我，不要说去看死人，就是看见空棺材，也要躲得远远的。但在这节骨眼上，既然答应了人家，就得无所顾忌，知难而进，只能豁出去了。

　　在他人的帮助下，我拿着纸和笔，颤颤巍巍地登上竹梯，整个身子匍匐在上面，开始面对着逝者画像。

　　当面对逝者时，我紧张得心“砰砰”乱跳，好像怀里揣着一只活蹦乱跳的小兔子，不敢正视逝者的脸，握笔的右手也不听使唤，趴着不知所措。

　　培忠见状，便在下面不停地安抚着我说：“你只当我父亲睡着了，没事的，不管画得怎样，不怪你！大胆地画！”

　　众目睽睽之下，我心想，如果底下躺着的是自己的亲人，那还怕吗？再说了，洪生伯对我们知青来说，并不陌生。

　　想到这里，我强行定了定神，眯起双眼，迅速扫视了逝者几眼，从容地在白卡纸上描画起来。经过一个小时的努力，遗像画成了。

　　可我毕竟不是专业人士，画的像与实际差距较大，反复修改后，连自己也不满意，便对培忠说：“看来要让你失望了，还是再仔细找找看，得用照片放大画像才行。”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卧室相框夹层里找到了逝者一张几近褪色并有多处霉点的半寸小照。

　　找到了小照，就难不倒我了。

　　想起县城里有一位专门摆摊画像的画师朋友，我立马骑上自行车，飞快地赶往县城，向他说明来意后，借全了画像的用具，马不停蹄匆匆往回赶。

　　回到知青屋，在两盏煤油灯微弱的灯光下，我聚精会神，一丝不苟地画起来，经过两个多小时努力，终于画成一张6寸大小的遗像。虽然略显粗糙，但面容的相似度还是极高的。

　　培忠及家属见到画像后连连称赞：“很像！很像！不容易……”

　　此刻，夜已深，如释重负的我独自一人坐在长凳上，仰望窗外满天星辰，深深舒展着僵硬的双手和麻木的双脚，长长地舒了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