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雷宁

　　今年刚退休的我，与早离休了30年的父亲，被我母亲笑称为“文学老年”“专业坐家”。的确，我与父亲现在都以读书写作为乐，在两个不同的建党100周年的征文中，我俩不约而同地写到了《青春之歌》对自己的影响，而且都获了奖。

　　1975年，我无意中从家里发现了父亲藏着的《青春之歌》，第一页上的描写就让我入了迷，一个一身素白的少女，独自带着一堆琵琶、月琴等坐火车，不仅引起了同车乘客的好奇，也吸引了十五岁的我，少年的心潮很快就随着林道静的命运而起伏……

　　那时的文艺作品中，革命者大多是“高大全”的，但又不是很“全”，因为他们大多没有私人生活，《沙家浜》里的阿庆嫂虽然提到了她丈夫阿庆，但又说跑单帮去了而始终没露面；《杜鹃山》里的柯湘虽有丈夫，却已为革命献身；《智取威虎山》《海港》《红灯记》等干脆都没有男女情感内容。而在《青春之歌》里，林道静们投身轰轰烈烈革命运动时，仍有着丰富精彩的个人情感世界。尽管有些内容作为初中生的我还似懂非懂，但那少年的心已加速跳动，一股难以名状的东西在奔腾。林道静、卢嘉川、江华都那么真实可亲，他们身上的气息隔着时空与我相通。

　　书中有很多很美的句子，我抄了几段在日记本上。没想到被班主任叫到办公室：“你看的是大毒草！”我吓坏了，不久前学校里有个女生因为跟校外男青年谈恋爱被处理了，她作检查时痛哭流涕地诉说是受了“毒草”毒害。书被没收了，还按照班主任的要求，当天晚上我就写了一份检查，第二天班主任让我在全班同学面前念了，还抄到了黑板报上。

　　后来，《青春之歌》重见天日时，我买了本新版的“赔”给父亲，因为我知道这本书在他心中的分量。我父亲出生在一个富裕家庭，1948年受进步书籍影响的他，放弃即将到手的海门中学高中毕业文凭，像林道静一样“净身出户”，奔赴盐城投身革命，又随军渡江，留在江南小县城一直从事行政和经济工作，与他年轻时喜欢过的文学渐行渐远。在特殊岁月中还被关过“牛棚”，进过“学习班”，但谈起挫折磨难时，他没有多少牢骚，更多的是为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联系起来而感到自豪。父亲说：“我们读《青春之歌》时，男的都想当江华、卢嘉川，女的都想成为林道静。”这是他们那个年代的“时尚”和青春标志。

　　《青春之歌》的魅力让我爱上文学，从18岁起，我开始发表散文、小说、评论等。就在我以为能写出更多更好作品时，命运跟我开了个玩笑，组织上突然把我派往一家百人小厂担任厂长，将我推向了经济的风口浪尖，也一下子忙得几年没再拿笔。我到厂里时厂里产品严重积压，外面的货款要不回来，供货商则天天来堵门要债，工人无心干活。经过几年没日没夜的努力，厂子生产经营走上正轨。而我却选择了“上岸”，拿了一叠刊有我作品的报刊去应聘，竟成功地敲开了报社大门，从此以新闻传媒为业。文学的滋养也让我做记者编辑如鱼得水，更因为有理想信念的支撑，让我从业务骨干到管理岗位一路走正走稳。如今我发表了几百万字的作品，也是省作家协会会员，但这离真正的文学梦还有不小的距离，我也明白这个距离将成为终生的遗憾，我同时又为自己能拥有这样的梦想并为之努力过而深感满足。能将爱好变成职业，这不也正是人生的成功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