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微年
在热播电视剧《觉醒年代》中陆征祥只是以配角面貌出现，却又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作为中国的外交总长，他率领中国代表团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巴黎和会，为此召开记者会，向媒体介绍代表团成员及此次行程，公布了参加巴黎和会的七项提案，慷慨激昂地表示公理必将战胜强权，中国要借此机会谋求一种公平的待遇。谁知，记者招待会还没结束，大总统徐世昌的训示随之而来，迫于美国政府的施压，不得不同意王正廷代表南方政府一同出席巴黎和会。陆征祥一声叹息：“处处看外国人的脸色，那中国还谈什么外交？”随着剧情的发展，一个个镜头把陆征祥在巴黎和会上的艰难窘境推向高潮。他需要弥合中国代表团的内部矛盾；需要听取国内中央政府模糊、延宕的指令；需要面对讨论中国山东问题，却禁止中国代表参加的无奈；需要及时制定对策与列强周旋。一个难以入眠的深夜，他与顾维钧、王正廷忍辱负重，准备逐一拜会英、美、法三国代表，争取直接向三国政府首脑陈情。三人无助地守候着电话，期盼美英法在最后时刻丁点的同情，陆征祥情不自禁，失声痛哭：“对不起！对不起！是我把大家的凯旋门变成了耻辱柱！”
与顾维钧这位光芒万丈的爱国外交家形象相比，陆征祥似乎暗淡了许多，对他的评价也历来褒贬不一，莫衷一是。然而，陆征祥毕竟是民国以来曾九任外交总长、两任国务总理的资深外交家，他的外交生涯、从政经历、心路历程、最后归宿、历史地位等等，究竟如何呢？
一
陆征祥（1871年~1949年），字子欣，原籍太仓，出生在上海，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其父陆云峰，名诚安，太仓人，生于1835年（清道光十五年），后因迫于生计，成为英国伦敦外方传教会的信徒。大概由于处在社会底层的缘故，陆氏家族没有留下什么像样的家族史资料，后人无从知晓其从太仓移民上海的详细情况。陆云峰最初的入教发生在太仓或上海已无法查证，后来则移居上海，依靠为西方传教士散发圣经等传教品为生，成为那个时代所谓“吃教”的人。陆征祥是父母的第二个孩子，他的父母亲曾生育过一个女婴，惜仅存世两周即夭折。母亲吴金灵在产下陆征祥后不幸患了水肿病，常年缠绵病榻，奶水不足，使得陆征祥从小营养不良，身体羸弱，性格也比较温顺。陆征祥8岁那年母亲撒手而去，父亲陆云峰没有续弦，一直与儿子相依为命。他是一个虔诚、富有远见的人，不希望儿子走常人所谓的科举“正道”，只是让儿子在11岁时进入私塾读书，两年后便送他进了学习外国语的专门学校——上海广方言馆，主要学习法语，这在当时无疑属于离经叛道之举。18岁时，陆征祥得了一场重病，几乎殒命，休学一年后，劫后余生，补上了学业，与陈贻范（太仓女婿、以拒签《西姆拉条约》闻名）等其他6人一起考取了清政府总理衙门创办的同文馆，于是离沪赴京，在同文馆继续学习法语和法国文学，时年21岁。当时陆征祥并没有成为一名外交官的想法，只是渴望有机会出国看看外面的世界，回国后在邮政系统谋个公职，奉养父亲。机会眷顾了陆征祥这个勤勉的学子，他在一次比赛中脱颖而出，因此以四等翻译官的身份被派往中国驻圣彼得堡公使团，时年23岁。他在那里遇到了影响其一生的恩师许景澄(中国驻俄、德、奥、荷4国公使)，得到了他的格外器重与精心栽培。许景澄痛恨清政府的腐败，勉励陆征祥从小事做起，不赌、不贪、不抽鸦片；陆征祥的父亲也告诫儿子：“经过手的钱当如鸭背的水，拥有的钱财应当用来换取一切美好的事物。”陆征祥始终谨记恩师和父亲教诲，一生保持着清正的操守。从1893年到1906年，陆征祥在圣彼得堡度过了整整14年的外交官职业生涯。当时，法语是欧洲国家通行的外交语言，陆征祥正好学以致用，总是跟随许景澄、杨儒等几任公使左右，提供快速而准确的翻译，有时公使缺席，就承担起代办之职。李鸿章访问俄罗斯时，也是由陆征祥担任翻译，俄外长当面称赞了陆征祥的才干。1905年，陆征祥升为驻圣彼得堡公使团参赞，在此任上，陆征祥和几位同僚毫不迟疑地剪掉了辫子，由此事可见其进步和勇敢的一面。一年后，陆征祥又升为驻海牙公使团全权公使，为纪念为国鞠躬尽瘁但被慈禧太后冤杀的恩师许景澄，他用第一个月的公使薪金，锻造了一枚印有许先生头像的银质纪念币，分送各国王室和政府高官、友人，亦可见其有情有义的一面。在驻海牙公使任上，康有为流亡到了海牙。陆征祥不避嫌疑，应邀前往康有为的寓所晤面。当康有为提出想去俄国，请陆征祥签发护照时，陆征祥告诉康有为不可自投罗网：“俄国为了结好清廷，外交部长早就表示将打破国际惯例，只要康梁入境，立即拘捕移送中国政府。若一定要去须化名。”康有为听了十分感动，把陆征祥称为自己的救命恩人，特撰长联以示感谢。后来，陆征祥迁葬父母遗骸于北京，请康有为作墓志铭。康有为有点为难地说：“生平只作过两篇墓志铭，一为生母，一为发妻，定志不再作墓志铭。”但立即表示可以为之破例，可见康有为对陆征祥的敬重。
陆征祥的婚姻犹如他的人生经历，也充满传奇色彩。每年新年，俄国沙皇照例会举行几场宴会、舞会，招待各国使节，陆征祥作为翻译官也在被邀请之列。在舞会上，陆征祥与一位比利时军官的女儿一见钟情。这就是后来成了他妻子的培德·博婓。陆征祥的这桩婚姻，在当时被很多人看作匪夷所思、惊世骇俗，年轻英俊的中国外交官竟然要娶比自己大了16岁、已经44岁的外国妻子。远在北京的恩师许景澄也颇不以为然，写信试图劝阻。但陆征祥回答：“我爱她思想不群，品德高尚，断事有则，立身无私，不畏难，不欺人。”这成了陆征祥平生唯一不听从恩师教诲的一次。陆征祥曾说：“生我者父母，助我者吾妻，教育栽成我者吾师也，”甚至专门画了一幅三友图，三友者，父、师、妻，还请状元陆润庠题跋，陆润庠大为恼火，拂袖而去：“焉有父师而可与妻并称三友者？”陆征祥是基督教的新教徒，而妻子是天主教徒，夫妻分属于两个对立的教派，在朝夕相处中，陆征祥越来越感受到妻子是弥足珍贵的生命伴侣，经过深思熟虑，决定为了妻子而改信天主教。1911年10月，在赴任驻俄国特派公使的伊始，陆征祥就前往十多年前举行婚礼的圣彼得堡圣卡特琳娜大教堂，请当年主持婚礼的神父为自己洗礼，皈依天主教。隔在陆征祥与妻子之间的最后一点距离终于全部消失了。从1899年与培德结婚，到1926年妻子去世，在27年的时间里，尽管没有生育子女，陆征祥对妻子忠贞不渝，在妻子亡故后也没有续弦，这在那个年代的上层社会实属罕见而难能可贵。
二
陆征祥横跨晚清、民国两个时代，在走向共和的时代大潮中总体是顺应历史的，如前所述，早在1905年就带头剪掉了象征清朝腐朽统治的辫子。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又两次领衔诸驻外使节发电敦促清帝退位。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唐绍仪组织第一任责任内阁，尚在圣彼得堡的陆征祥被任命为外交总长。5月，陆征祥回到北京，正式就任外交总长。在此任上，大刀阔斧改革外交部，使中国外交机构开始步入现代化的轨道，并为重新修改不平等条约做好准备。顾维钧在回忆录中高度评价陆征祥使中国“驻外使馆和部内的事务都比较有了现代化的基础。”陆征祥一生的荣辱与袁世凯有着密切的关系。袁世凯与总理唐绍仪的矛盾激化后，唐绍仪离职出走天津，于是袁世凯就瞄准了无党无派、无野心、无私人恩怨的陆征祥，让他出任内阁总理。缺乏国内政治经验的陆征祥因此被袁世凯绑在了一起，在《觉醒年代》剧中可以看到陆征祥在参议院作了一次有点不着边际的组阁演说，提请通过的几位部长被否决，形成了组阁危机。实际上参议员对他的演说之不满的背后是对袁世凯的不满，陆征祥成了背锅侠。
作为一名资深外交家，陆征祥与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许多外交事件都有关系，而最关键、最重要的是“一次签字”和“一次不签字”。“一次签字”指的是1915年他代表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签署了《二十一条》。本来与日本进行谈判的是时任外交总长孙宝琦，但此人谈判技巧有限，也违背了袁世凯拖延时间的策略。袁世凯遂几次电催陆征祥从欧洲回国，重新起用他为外交总长，主持与日本的谈判。陆征祥在晚年的《回忆与随想》中解释：“尽管深知事件十分棘手，怎么办都将招致国民大众对我的误解和愤恨，但我认为牺牲自我，来接手这项注定失败的谈判任务是不可推卸的责任。”陆征祥运用娴熟的外交技巧和日本人周旋，每一项条款都要唇枪舌战，再三辩驳，以求拖延时间，减少损失，争取“以夷制夷”，谈判总共历时84天。与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原案比较，取消了危害最大的5号等条款，正式签字的其实是十二条。5月7日，日本向陆征祥下达了最后通牒，中国必须在48小时内在条约上签字，否则采取军事行动。袁世凯接陆征祥报告后主持召开紧急会议商议对策，最后下令签约。5月13日，陆征祥以外交部的名义，发布了由顾维钧执笔的声明，向外界披露了中日交涉的始末：“日本政府不惜取最后手段以相胁迫，此则中国政府所深为可惜者也。”为日后争取翻案埋下伏笔。同月25日，陆征祥不得不在《二十一条》上代表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代表签字。陆征祥长叹一声：“我签字即是签了我的死案！”“这是外交生涯中最痛苦的时期！”直到晚年，陆征祥还保存着一份刊载签订《二十一条》的报纸，十分伤感地说：“这是一件令人碎心的事。每年我们都有一个纪念日，在这一天我常要流泪。”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围绕参战与否意见分歧很大，陆征祥不遗余力地推动加入协约国，认为：“只有参战，到和会时，再提出，请各国修改。”他天真地期望通过对德宣战，加入协约国，在战后就可以得到列强援手，废除《二十一条》，收回山东权益，也可洗刷自己的耻辱。一次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而告结束，陆征祥以兴奋的心情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参加巴黎和会。但如本文开头所述，事与愿违，西方列强为了一己私利，把巴黎和会开成了分赃的会议，中国未能够得到公正待遇，陆征祥的种种努力化为泡影。他在《回忆与随想》中记载：“接近和约最后签署日期，多个代表团都在极力打听中国代表团的态度，面对中方在德占领土回归问题上的坚决态度，西方列强纷纷通过各自驻京公使向中国政府施压，迫使其对我下令。突然面对这么多国代表的一致态度，北京政府认为我们的不签字做法会让中国陷入孤立，是一种不够谨慎的做法，于是正式发来指令，命我签署和约。职业生涯中第一次，我觉得不服从命令是我的责任。我们的国家不该继续任人宰割。我不愿意在此签署一个不平等不公正的条约，兀自决定拒绝签署。”1919年6月28日，巴黎和会对德和约签字仪式在凡尔赛宫举行，唯有中国代表的两个席位空着，以陆征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终于以拒签表达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权的坚定决心。当陆征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于1919年底回到中国，一路受到广大民众的欢呼，陆征祥的个人声望盛于一时。
三
回国后的陆征祥屡次请辞外交总长职，终于得总统徐世昌的允准，只任全国防灾和防疫委员会会长之类的社会公益职务。由于夫人因高血压一病不起，陆征祥按医生建议带她去瑞士养病。出于手头拮据之困，又担任了中国驻瑞士公使之职，并兼任出席国际联盟的代表。1926年4月，夫人安然离世。孑然一身的陆征祥顿感孤独，于是在1927年，正式加入比利时的一家修道院为修士，取名天士比德。1935年，他晋升为本笃会司铎（神父），晋铎仪式十分隆重，中国驻欧洲各国的使节几乎倾巢出动，前往观礼。1946年，罗马教皇委任陆征祥为比利时某修道院的名誉院长（相当于主教）。陆征祥虽然脱离俗世，地处异域，却时时心系祖国，天天为祖国祈祷。他说：“这副国耻的重担，在我退居隐院之后，仍没有放弃。”抗战时期，他主编了《益世报海外通讯》，登载中国的抗战进程。他还不顾纳粹的威胁，在比利时各地发表演说，发起抵制日货的运动，因此被盖世太保列入了黑名单。晚年的陆征祥在一次演讲中说：“经过在国外尤其是战争年代的那些岁月，我对祖国的思念之情和热爱之火丝毫未减，甚至愈燃愈旺。”1949年1月15日，陆征祥在比利时布鲁日的一家医院溘然长逝。弥留之际，陆征祥用力说出的最后两个字是“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