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人

　　我小时候家住浮桥农村，村里有不少蒲荡，蒲荡里长满蒲草。蒲草又叫番蒲，是一种生长在浅水里的多年生草本植物。

　　蒲草没有像样的枝干，只长叶片，叶片狭长，宽1厘米左右，长2米左右，叶脉平行，中间是海绵状组织，因此蒲草不仅耐压，而且有拉力。人们把蒲草编成各种规格的包，称之为“蒲包”。

　　过了春节，人们带上工具，到蒲荡里把杂草拔掉，把已经枯萎的蒲草连根挖掉补上新苗。在蒲荡靠岸边，挖一条深沟，称为“蒲沟”，用来调节水位和水质。蒲草会很快地长出新苗，由于它的形状与竹笋一样，因此被人们称为“蒲笋”，据说可以食用。

　　到了夏天，蒲荡已经长满了蒲草，下边水里还生长了不少水生动物，主要是各种河蚌、螺蛳、蟛蜞、螃蟹等。这时候我会约几个小朋友一起到蒲荡里捕捉这些河鲜，拿回家在清水里养一段时间，父母会把它们加工成舌尖上的美味，记得有螺蛳炖酱、螺蛳肉炒茭白、蚌肉红烧豆腐，还有蟛蜞炒黄瓜和蟹面糊等。有时家里吃不完，还会拿到市场上出售。

　　到了夏末秋初，蒲荡里的蒲草还会长出一根根棕黄色的蒲棒，它们挺立在蒲荡中，因为形状与蜡烛一样，所以人们也称它为“水烛”，看上去十分可爱。有人会把它采摘下来，拿到家中作为装饰品。人们把采下来的“水烛”称为“蒲噜嘟”，这是它一个非常时髦的名字。传说“蒲噜嘟”晒干以后，通过燃烧可以驱赶蚊子。

　　由于浮桥地区盛产蒲草，因此编做蒲包就成了当地的一项家庭副业。据《浮桥纪事》记载，这项家庭副业始于清代，随着棉花的广泛种植和纺织业的兴起迅速发展。因为需要包扎棉花、皮棉和棉纱，所以蒲包的需求量很大。当时浮桥农村70%以上的农户都重视蒲包生产，仪桥、陆公、方桥、九曲、时思等地有不少农户会编蒲包。

　　当时，我家极其贫苦，住的是茅草房，平时连温饱都成问题。除了依靠父母出去打工外，当然也会编做蒲包增加一点收入，维持全家生活。我六岁时就学会了搓稻柴绳，开始跟母亲学习做蒲包。后来，我和大人一样参加跌蒲、铺底、盘墙、煞口、煞小口、修剪等各道工序。当时我们家中还没有蒲荡，要到其他人家那里去购买蒲草编做蒲包。由于要花一笔成本钱，因此编做的进度要快，争取产量高、质量好，才能避免亏本。父亲为了多挣一点钱，经常清早起身，肩挑蒲包，步行到沙溪、归庄等地销售，往往很晚才能回来。为了把这项副业坚持下去，一家老小齐上阵，起早贪黑拼命干。由于成本高、售价低等问题，我们年年拼命干，但还是穷得温饱都解决不了。

　　解放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这项传统的家庭副业，1950年发动群众生产自救，把编做蒲包作为重点项目之一。土地改革时，政府把蒲荡同耕地一样分给农民，并号召和组织群众把小河小浜都种上蒲草，增加蒲草产量。浮桥供销合作社专门成立了蒲包收购站，以价格合理、收量不限获得农户的信任。此外，还与华东供销合作总社联系，扩大了在上海等地的销路，发现蒲包供应紧张时，还组织人员到苏北沿海各地收购蒲草，满足农民的需求，极大地调动了农户做蒲包的积极性。当时有句顺口溜：“黄昏四乡跌蒲声，早市成群卖包人。”据统计，1951年浮桥供销社收购蒲包64.9万只，1953年收购107.6万只，1956年达176.6万只。这是一笔可观的经济收入，同时也为党和政府组织群众进行生产自救渡过各种困难提供有力支撑。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现了很多蒲包的替代品，有麻袋、稀布袋，后来又出现各种各样的塑料袋，因此蒲包的销路越来越窄。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在“以粮为纲”的影响下，“农业学大寨”填河造田，很多蒲荡变成了粮田。到了1989年，浮桥供销社仅收到蒲包1万多只。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浮桥地区已经很难见到蒲荡、蒲草，做蒲包这项传统家庭副业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