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骏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每家每户都离不开的煤油灯，点亮过人们清贫而又枯燥的生活，伴随着人们度过无数个黑暗而又漫长的夜晚。

　　童年时伏在煤油灯下写作业的情景至今难忘。沉重的夜幕早已垂下，小油灯开始发出如豆之光。父母在昏暗的光晕里继续操持着那永远做不完的家务，我们兄妹俩也在微弱的光亮下开始写那没完没了的作业。一会儿，我们的双眼被油烟熏得再也睁不开，两人的鼻孔也都被油烟熏得乌黑。

　　我家的小油灯是父亲的杰作。灯体就是一个随处可见的空墨水瓶，父亲在瓶盖中央钻一个小孔，再找一块薄铁皮，剪成长方形后卷成3~5公分长的细筒状，这就是俗称的灯芯管。父亲把灯芯管用铁丝固定在瓶盖中间，再用母亲手纺的棉线合成灯捻，接着把灯捻小心翼翼地穿进灯芯管里。哈，你瞧，一盏名副其实的“父亲牌”自制土煤油灯就这样问世了。

　　点灯需要煤油，那时人们把煤油叫成“洋油”。因为当时煤油全靠进口。煤油需凭煤油票供应，每人每年才半斤，用完不再供应。在那计划经济年代，物资极其短缺。食油、食盐、火柴、棉布等生活必需品均按人头配给。各家各户每月凭靠各种票证过日子，譬如要有盐票、糖票、火柴票、布票、粮票、肉票等。倘若没有这些票证，一家生活将无以为继。其中给我印象极深的就是煤油票，因为我家小油灯得靠它喂饱，我家厚重的夜幕得靠它去拉开。好多人家煤油都不够用，邻里之间相互借灯油是常有的事。为节省煤油，各家的煤油灯都尽量让灯捻只露出一点点头。就这如豆之光，竟点亮了我们父子两代人艰难而又贫穷的岁月，同样点亮了那个时代所有人的希望。

　　儿时，我常去小伙伴家玩，看到长辈们加灯油至多加半瓶，从未见过加满一瓶的，我家也不例外。我曾问过父亲：“为啥不加满一瓶？”他回答说：“加多了太浪费！”其实并非长辈们吝啬，而是受票证的限制，是生活的艰难，更是大人们的无奈。这种无奈在岁月的煎熬中终于慢慢熬成一种节俭习惯，我从小就耳濡目染，至今还是节俭如初，终身受益。

　　在我依稀的记忆里，生产队里家家户户还用过另外一种油灯。那就是拿一只旧蓝边小碗，碗里放根筷子粗的棉花捻，或者是面条似的灯草，之后倒进菜油或者是桐子油、棉籽油。这些油点着后灯光昏黄，烟熏呛人，易诱发呼吸道疾病。而桐油、棉籽油产自集体种植的桐树和棉花，属国家紧缺物资。当年公社曾严格规定：严禁农户用桐油、棉籽油点灯，违者重罚。为了照明，不少农户万般无奈，只得忍痛掏钱买洋蜡烛照明。

　　光阴在那煤油灯下艰难地流淌，岁月在那如豆的灯光里艰难地跳跃。如今我已步入耄耋之年，煤油灯早已被辉煌的日光灯、节能灯所替代。煤油灯终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慢慢被人们遗忘。可是煤油灯那如豆之光依旧留在我的记忆里，再也无法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