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金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太仓师范学校担任语文教师。一天，学校领导交给我一个重要任务，参与编写中等师范学校乡土文化教材《吴文化概观》，并说，这是省教委师范处“钦点”的，撰写教材时间紧，任务重，希望早日完成任务。

　　于我而言，这任务来得有点突然，一时竟无所适从，不知该怎么答复。 至于原因， 说句实话，我最了解自己“几斤几两”，心有余而力不足。 虽说我生长在吴地，但对吴文化只了解一点皮毛，更何况吴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哪有能耐撰写这个主题的教材。所以，当时没有受命，仅委婉地说，容我考虑考虑。

　　回到办公室，胸口似压了块石头。经过反复思考，觉得凡是无能为力的事，应该明确表态，不可模棱两可，似是而非。于是，决定择日向校领导说明原委，一辞了之。

　　两天后 ，当我踏进校长室时，还没容我启口，领导就递给我一个文件，是省教委发出的“关于组织力量编写吴文化概观的通知”，文件列出几位撰写者名单，其中我的姓名赫然在列。我顿觉头晕目眩，这下真的糟透了，答应吧，没能力做；不答应吧，省教委已发了文，看来已没有退路了。

　　领导还误认为我谦虚，不迭地勉励，为我鼓劲。在这样左右为难的氛围下，任何解释都徒劳，不拒绝就是接受了。

　　回家后，仍然忧心忡忡，令我百思不解的是，我与省教委领导从未谋面，怎么“钦点”到我了呢？这个谜在脑海中萦绕，以致辗转不眠，茶饭不香。后来，经过苦思冥想，蓦然间找到了问题的答案。

　　大概十年前，我的一篇儿童小说《翠绿的夜光杯》，曾入选中等师范学校语文教本第四册，当时在师范学校形成了一定影响，我也曾收到一些师生的信札。很可能，这就是谜底。

　　显然这是误解，领导以为我能够撰写儿童小说，就能够撰写《吴文化概观》。小说可以虚构，但《吴文化概观》不行，必须实打实靠资料说话。

　　而这正是我的短板，一时半刻又弥补不了。事已至此， 与其整日唉声叹气，不如面对现实，完成使命。

　　当过教师的都知道，历来“一只栗子顶一只壳”，我每天必须照常上课，用业余时间撰写教材，工作量几乎翻了一番。然而，再重的担子也要担当。我先花了整整两天时间，拟了份详细的写作提纲。又花两天时间，向各家图书馆和个人借了大量参考书。紧接着，不分昼夜埋在书堆里，阅读、搜集、研究、整理、记录资料。逐渐在脑海里形成完整的资料链，进而演绎为初稿的轮廓。

　　如果说，资料是文章的骨肉，那么，观点就是灵魂。处理资料时，我运用“加减法”。即资料要丰富，多多益善，“一目十行”地浏览，从大量资料中寻觅有用素材，逐点逐点增加，这就是“加法”。然后，再运用精读的方法，把素材过滤，去芜存菁，这就是“减法”。

　　接下来，要赋予素材以生命力，使其鲜活灵动起来，用的是“乘除法”。具体来说，对每个精选的素材，要有分析，有观点，有创新，不可人云亦云。这样，概念越来越清晰，观点越来越鲜明，认知越来越到位，文字也越积越多，这就是“乘法”。再把上述形成的素材，予以反复提炼，精益求精，这就是“除法”。通过“加减乘除”，完成了开笔前繁复的准备工作。

　　那个年代，没有电脑、手机，每个字都靠手写，很费劲，效率又低。由于住房面积较小，所以，工作时饭桌上、椅子上、地面上，以致床铺上，都堆放着资料、草稿和书籍，搞得乱七八糟。好在家人都支持我，配合我，虽然帮不了大忙，但是每天整理书籍、打扫“战场”，成了他们例行之事。

　　五个月后，功夫不负有心人，由我负责撰写的那部分教材，终于完成了大部分初稿。我这才稍微定心，曙光在前头。

　　日复一日地挑灯夜战，搞得我精疲力尽。毕竟那时我已进入“知天命”之年，身体长期透支，有点扛不住。最明显的是，视力每况愈下，出现“飞蚊症”，老花镜前后换了两副，仍然没解决问题。我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我放缓了撰写速度，作息时间作了调整，确保有足够时间休息。那几天，邀文友喝茶聊天，同去太仓公园暖房，欣赏花卉盆景。每日做三次眼保健操，适当跑步散步。期间，还去天目湖游览，爬山赏景，散步聊天。精神上减压，工作上减负，身体逐渐恢复了正常状态。

　　完成初稿后，我对初稿作了“冷处理”，把初稿暂时搁置于抽屉中，半月后再拿出来修改，这时可以发现初稿存在的许多问题，该删除的删除，该补充的补充，该修正的修正，虽然篇幅缩短了，但质量有所提升。

　　经过三轮这样的处理，我撰写的初稿从12万字浓缩到7万字，这才定稿。 

　　回首撰写《吴文化概观》这段珍贵经历，我深深体会到，能力像弹簧，可长可短，在高压中反弹，在实践中升华。每遇到走投无路的情况，不是坏事而是好事，也许正是锤炼自我的机遇，切不要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