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俏到

　　明朝嘉靖三十八年（1559）正月，34岁的王世贞自青州北上台谒，顺道历城拜访毕生挚友李攀龙。此时王世贞自刑部外放山东近三年，李攀龙辞任陕西按察司提学副使，隐居白雪楼逾两年。王世贞后来写到，自己的到访让李攀龙万分欣喜，家境贫薄的他特地“烹一豚”“出蟹胥佐醑苦”。两人坐而论诗、长饮终夜，“尽一瓿苦、五十六螯”，想来应是相当尽兴。

　　王世贞是太仓人，李攀龙是济南人。两位刑部同僚于十多年前订交，彼时李攀龙遥追明初“前七子”之首李梦阳，“诗文诸体皆追溯古源”“诗倡大历以前，文倡西京以上”，王世贞与之颇有共鸣、相处甚洽。两人遂与刑部诸士结社共盟、交游赋诗，成为明代中叶文坛“后七子”领袖。

　　真文人往往有真个性。“后七子”一旦结盟，其力倡古文辞而不拘流俗的张扬姿态，迅速招来种种非议。又值严嵩当政，王世贞与刑部诸士绝不依附权臣，还在著名的“杨继盛案”中施援善后，这些都被严党看在眼里、恨在心里，随后李攀龙、王世贞等“后七子”便被陆续安排出京任职。

　　李攀龙在河北、陕西为官四年，终因恃才自傲而同僚不容，愤而辞官归故里。随后他在王世贞的建议下，于济南王舍人庄营建白雪楼，从此慕名来访者络绎不绝。不过，白雪楼意即阳春白雪之楼，只接待阳春白雪之士。若有文人访客到来，李攀龙总是“先请投其所作诗文”，看得上的才允许进门，看不上的就称“亟归读书，不烦枉驾也”。想来嘉靖三十八年正月王世贞的到访，应是难得的免于进门审查的一次。

　　只不过，潜藏在这旧历新年喜庆之下的暗流，却是明廷内部的尖锐斗争。“杨继盛案”以来，严嵩一党与反严势力水火不容。李王白雪楼夜谈四个月后，王世贞之父王忬因战事失利，受严党构陷落狱，多年来王氏家族结怨严党的矛盾全面爆发。次年十月，王忬遇难，王世贞遭遇人生大劫，只得携弟扶丧南归。经运河路过山东济宁时正值寒冬，李攀龙自白雪楼单骑长驱四百里，吊唁挚友父丧，“真凛凛有古人之壮节”——这可是容易被严嵩所惦记的事。

　　王世贞回到太仓，先是为父居丧二十七个月。他自认“天地大罪人”，基本息绝交游，独与李攀龙等挚友保持书信往来。三年后，他脱下孝服，慢慢与周边及各地慕名而来的文士交往频密，恢复和织密自己的朋友圈，延续当年刑部“后七子”结盟、独树文坛一帜的声望，也正好以诗酒“畅怫郁、浇磊块”。

　　当年王世贞在青州任职，曾与群贤戏言“愿得二顷水塘，作园居隐”，如今他有了机会。父丧除服之后，嘉靖四十五年（1566）秋天，他购得太仓隆福寺西侧一片土地，开始打造一个安静的私家园林，后名弇山园。随后二十年里，弇山园不断拓建，终成七十多亩的泉石花竹之盛，与稍晚建成的沪上豫园比肩东南。

　　就在弇山园动工不久，嘉靖皇帝驾崩，朝野形势生变。此时严党已经倾覆，一批忠臣志士回到前台。隆庆元年（1567）十月，李攀龙被重新起用，他走出白雪楼赴任浙江按察副使，十二月途经苏州时，少不得与王世贞相聚。多年风波过后，如今感慨无限，李攀龙与王世贞兄弟“雄饮姑苏三日夜”。王世贞原是山东琅邪王氏之后，素来好酒，这“雄饮”自无虚言。

　　复出三年后，58岁的李攀龙因病逝世，王世贞接过文学复古的大旗，“巍然崛起东海之上”，主持一代文盟。此时弇山园初具规模，自然成为白雪楼之后又一文人雅士聚拢之地。但与李攀龙的高傲出世不同，弇山园中的王世贞变得恬淡随俗，声称园林之盛“当与人人共之”，得闲之时便与普通游客同嬉于私园。也可能正是这种心态，让更多普通文士得到了他的扶持与庇护。

　　回到当年白雪楼的王李夜谈，其重点当然不是叙旧，而是推心置腹的文学评判。自“杨继盛案”以来，两人终有机会以更加理性的心境共同反思十多年来结盟复古的得失、探讨今后文盟的延续。那次并不起眼的夜谈，毫无疑问对随后两人及明代中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王世贞对李攀龙的文学观点未必全盘认同，对其人却一生尊崇。李攀龙离世后，王世贞先在隆庆年间将其诗文汇集三十卷并刻印行世，又在万历年间点校遴选、重新刊行，作为对至交好友不可忘却的纪念。晚年王世贞还多次为李攀龙写下感怀诗文，委托北上赴任的同乡过访其冢，更对李攀龙的后代和门人关照有加。有一年，王世贞于弇山园作文以祭李攀龙，文中告以身后事及同道诸士、家人近况，并以“专至且鲜，兼工独汝”八字为其盖棺定论。

　　从白雪楼到弇山园，在古代文人营楼造园的雅兴里，见证着明代中期文学复古的一段小历史，更得以窥见王李二士志同道合、绵延毕生的真挚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