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磊

　　唐文治，字颖侯，号蔚芝，晚号茹经，苏州太仓人，生于公元1865年，殁于公元1954年。在其九十年的生涯中，扬帆于东洋西洋，辗转于京、沪、锡、桂，历经晚清、民国、共和国三个时期，见证了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跌宕起伏。其身份由庶民而为官员，由官员而为教育家，其思想由中学而通西学，由西学而复返中学。然而，无论其人生轨迹如何变化，对儒家精神的坚守与操持贯穿其生命始终。而这份坚守与操持，在经历了时代风云激荡的考验后，显得更为坚毅不屈与难能可贵。

　　清代的康、乾年间，太仓政治安定，物阜民丰，在江南鱼米之乡享有“金太仓”的美誉。太仓的农业在此得天独厚的条件下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太仓的手工业早期以造船业闻名于世，郑和船队的大部分航海设备即在太仓配置。明清时期，太仓则以棉花产地的优势大力发展棉纺织业，家家户户纺纱织布，棉纺织品随着航运远销各地。此外，太仓的手工编织和副食品加工也十分普遍。手工编织主要有箬帽、蓑衣、蒲鞋、蒲包、篾席、竹器、渔网等；副食品加工更是门类繁多，有糟油、制糖、酿酒、腌肉、肉松等。随着江南一带经济繁荣与人口增长，清政府为了加强税赋征集，自雍正二年（1724）始，将太仓升为江苏直隶州，管辖镇洋、崇明、嘉定、宝山四县。自此太仓州与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并列，构成了苏、松、常、太的建制，此格局一直持续至清末。

　　太仓的经济繁荣、交通便利也带动了当地文化的兴盛。明清时期，太仓流行昆曲，官员、商贾、士绅都以延请戏班为风尚。明嘉靖时，有“曲圣”之称的魏良辅流寓于江苏太仓，改革了昆山腔，使其唱腔更加舒缓细腻，委婉动听。清乾隆时，沈秉麟精研音韵，七易其稿，撰成《韵学骊珠》上下二卷，成为昆曲咬字发音之准绳。太仓的园林也颇具盛名，有“园林之盛甲于江南”的美誉。较为著名的太仓园林有明代刑部尚书王世贞的弇山园、离园；大学士王锡爵的王氏园、南园、东郊园；刑部郎中陆昶的锦溪小墅；吏部员外郎王世骐的贲园；清代太常寺少卿王世懋的澹园；太常寺卿王时敏的西田等。太仓的旖旎风物熏陶出不少文人士子，宋元明清太仓考取进士者就有314人，其中较为知名者有明“后七子”领袖王世贞，明末清初复社创立者张溥，“江左三大家”之一的吴梅村；“江南大儒”陆世仪；撰写《续资治通鉴》的经史学家毕沅。在书画界，还有“明四家”之一的仇十洲；清代“娄东画派”的王时敏、王鉴、王原祁。太仓深厚的文化底蕴，对唐文治的成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王朝自乾隆中后期开始走下坡路。在这个时期，康乾盛世的美好图景仅仅留在老人们的追忆中。清朝经过嘉道中衰，国运急转直下。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突然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跌醒，发现中国仅仅是世界各国中任人鱼肉的一个弱国，如果再不奋发自强，则有亡国灭种的危机。在西方强势力量的渗透下，中国再也无法闭关锁国、自成一统，而是必须面对西方文化进行融合与创新，开创出一条新的道路。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兴运动的开展可以视为清朝统治者与汉人官员知识分子共同展开的自强运动。于是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此下坡路中出现了一段平稳期，这就是所谓的“同光中兴”。在这一时期，满清政府平定了太平天国运动，国内的农民起义相对进入平静期；同时又与西方列强签订条约，达成相对和平的友好交往。在解除内忧外患的压力下，满清统治者开始与汉人士大夫合作，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新设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开始主动汲取西方器物文明。唐文治先生的青少年时期正处于“同光中兴”时期，故可谓其所生不幸时代里难得的大幸。在这一段少有的平稳时期，唐文治接受了严格的儒家式教育，并矢志不渝地成为一位真正的儒者。在此后出仕清廷的过程中，清朝的国运由平稳期进入最后的垂死挣扎。唐文治经历了义和团事件、清末新政与立宪运动，看到满清政府的贪婪与无能，故毅然辞官从事教育事业。鉴于洋务派的主张源自于儒家内部思想体系——中学为体，是立德树人的内圣之学；西学为用，则是开物成务的外王之学，故唐文治较能接受洋务派的观点。在西学为用的立场上，唐文治主动接受西方器物文明，并在其主持的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引入颇多的西方教学设备以供实务操练。而在中学为体的立场上，唐文治极力反对“打倒孔家店”的激进态度，并提倡“尊孔读经”来把握中国未来的命运，故其在五四风潮下辞去上海工业专门学校校长之职，而去惠山脚下开办纯粹读经救国的无锡国专。

　　（本文节选自《唐文治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