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微年

　　清朝道光年间，苏州的一些文化人和江苏巡抚等地方官一拍即合，在沧浪亭里建立了五百名贤祠，祭祀与苏州历史有关的500多位名士贤达。每位名贤镌刻半身像嵌于墙壁，还配以四句十六字的赞语，概述此人特点，有点类似于如今的颁奖词。

　　笔者早年求学苏大时，曾实地探访五百名贤祠，由于隔着栏杆，不能细察，故劳而功微，不免怅然。前不久，在太仓图书馆翻阅到装帧精美的《沧浪亭五百名贤像赞》，记忆深处的牵挂得以释然。一页页翻过，我迫不及待地要在这里邂逅一位位太仓先贤。我深信其中会有许多太仓人，果不其然，粗略统计，竟然多达72人。

　　沧浪亭的五百名贤，始自春秋，止于清代， 时间跨度近2500年，而其中入榜的太仓先贤，年代最早的是北宋龚宗元和郏亶、郏侨父子，其余均为明清两代人物。究其原因，这与太仓的历史发展特点有关。宋朝开始，太仓进入快速发展期，特别是元朝海运的开辟以及明朝郑和下西洋由此起航，推动了太仓的迅猛崛起。港口兴则太仓兴，经济的发展和太仓州的横空出世，有力地促进了文化、教育的繁荣，明清两代成了太仓历史上的黄金岁月和名人辈出的时代。  

　　陈寅恪曾说：“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宋元明清的太仓涌现了好几个文化世家，传承有方、人文化成，于是郁郁乎文盛，人才济济，一门多人入选“五百名贤”并非罕见。

　　如王临亨，是明朝万历年间进士，做过深受当地百姓爱戴的杭州知府，与三个儿子一起入榜“五百名贤”，人称“一凤三雏”，他有一句至今流传的名言：“身非不爱钱，独不爱负心钱。”太仓三状元之一的毛澄家族也有三人入榜，其中他的祖父毛弼是长命百岁翁，大概也是“五百名贤”中最高寿者；明朝的王世贞家族入选的有五人；而王锡爵家族更是兴旺，是入选人数最多的家族，共有八人之多。

　　“名贤”者，“名”和“贤”兼备者也。入榜的名贤，首选自然是学而优则仕并且名望显著的高官达人，但也有原本名气不算很大，却因“贤”的事迹感人肺腑而上榜。

　　如沈云祚，虽然也是进士出身，但只是一个七品芝麻官，官职仅为华阳县令，管辖着当时成都的一半。明末，张献忠占领成都后，碍于沈云祚在老百姓中的良好口碑，对他网开一面，送来粮食，企图诱降。已经绝食多日的沈云祚却大骂：“吾欲食贼肉耳，岂食贼粟哉？”最终被张献忠杀害。沈云祚以坚贞不屈的气节而入榜“五百名贤”，像赞语云：“岩岩蜀都，贼肆杀戮，县令守城，有死无辱。”

　　另一位太仓人姜昂也做过县令，后来升为知府，为政清廉，子弟学书，不用官府纸笔，居室不避风雨，连强盗都说：“清官，岂有长物，奈何犯之？”姜昂事母至孝，每天买些许肉供奉母亲，而自己只食蔬菜，常常磨麦子烧粥充食，被人叫做“姜麦粥”。

　　又如赵宧光，所获像赞语云：“吴中通隐，遁迹寒山，篆学寿世，说文长编。”说是赵宧光本系宋王室南渡在太仓璜泾留下的一脉，后与妻隐居于苏州寒山，著书立说，一生不仕，以隐逸之士而名冠吴中，其篆书堪称一绝，所撰《说文长笺》是一本影响很大的文字学著作。

　　还有明末清初的浏河人顾士琏只是一个秀才，但博古通今，讲求实学，热心水利，写过好几本水利专著，为治理太仓的母亲河刘河（今浏河）殚精竭虑，四处奔走。当时的太仓知州是后来被誉为“清代循吏第一人”的白登明，采纳顾士琏的治水办法，开凿附近早已淤塞的朱泾旧河道，时人称之为新刘河，初步解决了水患。像赞语云：“刘河疏通，民受其利，起圩浚淤，厥功谁继？”  

　　当然，榜单之外也有遗珠，如被尊为“昆曲鼻祖”的魏良辅 、娄东琴派创始人徐上瀛、玉雕大师陆子冈、与唐伯虎齐名的著名画家仇英、娄东印派创始人汪关等人都不在“五百名贤”之列，一定程度上显示了遴选标准的缺陷。而明末清初大诗人吴梅村的落选，无疑是因为身上有仕清的污点所致。至于状元毕沅未能入榜也是事出有因。虽然毕沅官至督抚，又是公认的大学问家，但论其政绩和私德则评价不一，虽有“名”而未必“贤”。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沧浪亭五百名贤中的太仓人有风雅更有风骨，蕴藏着优秀的文化价值，值得我们去好好发掘、珍视、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