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愚
1969年岁末，席卷全国的下放潮如期而至，未满15岁的我，按规定也必须离开政府大院，随父母一同到农村去锻炼。
那天是12月29日，风不大，却异常的冷，天上灰黄的云层，厚厚的、望不到边。一早，在县城小北门水桥码头，我跟山东老家的堂姐一起守候着刚折价买来的家具，等待着运往乡下。
堂姐那年18岁，红红的脸蛋，白皙的皮肤，两个酒窝很显眼，她高出我半个头，穿着小花格子的红棉袄，身后摆动着一根粗黑的齐腰长辫，一条厚厚的红围巾把头裹得严严实实，仅露出了一双大眼，很像《红灯记》中的李铁梅。
而我瘦小，脸偏黄，上身的棉袄还短了点，下身却没有棉裤，单薄的鸭舌军帽扣在头上，脚上是低帮的旧胶鞋，怎么也挡不住寒冷的侵袭。我来回跺着脚，而身边时不时走过的敲锣打鼓队伍却兴高采烈。
快过晌午，我掏出了口袋中的地瓜干啃了起来，看着脚旁的煤炉，寻思着如果能煮点粥该有多好。
没多久，接应的水泥船终于等来了。船不大，有五吨，来了三个人，一位年长的老伯，叫朱桃生，他是新毛公社横沥大队第八生产队的贫协主席，高高的个子，厚实的身板，留着花白的胡茬，他将陪我一同参加欢送大会。还有两位是二十五六岁的青壮劳力。他们放稳了跳板便上了岸，在简短寒暄后，就一起将堆放的家具小心地搬上了船。好在不多，一张八仙桌、两张片子床、一张小床、一张写字台、一个床头柜、一个衣架以及两个被褥柜等。
我不清楚这些陪伴我成长的旧家具将运往何处，当船载着我的堂姐在寒风中“咯吱咯吱”一同远去时，我是满心的惆怅和失落。望着离岸的小船，听着渐行渐稀的柔橹声，心情似乎被冻住了。这时，朱老伯轻轻地在一旁提醒我：“阿要去开会了？”我这才恍然明白得与这位陌生的长老开会去了。
欢送大会，是在原少年宫旧址上的灯光球场举行的。人山人海，排满了长凳。会场中间足足坐了上千人，场外有立着的，也有干脆站在长凳上的，我们赶到时大会已经开始了。我们是在后场的北侧，被人挡得什么也看不清，就硬生生地往人堆里挤，我人小，挤进后便开始寻找父母那熟悉的背影，可哪里找得到？
见此，站在我身后的朱老伯突然拍了拍我，说：“时间不早了，走吧。”这样，我俩就转身退出了人群，一老一小，一前一后，一路向北。
在前往新毛的路上，我边走边记起了小学三年级时也走过的这条路。那年，太师附小组织我们徒步去沙溪，是参观洪泾大队和印南大队。大家戴着红领巾，挎着小水壶，唱着歌，边走边休息，小朋友还相互交换着好吃的糖果和点心，比春游还快乐。
这时，一阵寒风掠过，我们已来到了三里庙小学。几棵高耸挺拔的银杏树飘下了一些残存的枯叶，分外惹眼。这又勾起了我被推出县中学的情景。
那天教室外下着蒙蒙细雨，我向班主任求助，可不可以让我继续读书，他很无奈，让我去问校领导。可我找到领导后，他的回答是：不行。
室外的雨越下越大，当我背着书包，黯然地告别老师和同学们时，强忍着的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那天，我湿漉漉地返回家，犹如大病一场，久久不再说话。
我边走边回望了一下远离的银杏树，已看不清了。黄昏时分，我们登上了流顺桥，接着再穿过黑灯瞎火的毛家市南巷门，便沿街来到了半泾河畔。
冬月日短，云遮住了漫天的星星和月亮，眼前是一片漆黑。突然感觉四周出奇的静，只有风声、水声和我们匆匆的脚步声。
我路上很少说话，紧跟着朱老伯身影一步步向前。他不时会放缓脚步，叮嘱我：“当心脚下底”“离河边远点” “要转弯了”“要跨沟了”，特别是经过生产队的一大片麦地，田间的土埂又窄又不平，走着走着就走到了地里，感觉像在独木桥上行走。但每次他总是安慰我说：“慢点，要到了。”
过了麦地，跨过了泥沟，便是一个五家农户的大宅，这里与杨林河已很近了。我的新家就安置在最东面一家的大客堂内，有20多平方米。后来才知道，这是当地条件最好的，主人叫朱连生，听说我们要落户到生产队，就主动腾了出来。我尾随着来到新家，只见客堂内煤油盏早已点亮，床已铺好，桌凳和柜子摆放整齐。我堂姐见到我高兴得直掉泪，她说这都是生产队帮的忙，还告诉我，房东见天色已晚，就拉她先吃了晚饭。
我们姐弟俩还没说上几句，邻居朱老伯的大儿子就喊着开饭了。我当时已饿坏了，当踏进朱老伯家时晃然一亮，灶间正中挂了盏 “哧哧”发响的汽油灯，室内亮得像大白天。我是从未见过汽油灯，抬头看了一下灯芯，刺眼得不敢再多看一眼。
朱老伯一家已围着饭桌坐下了。桌上摆着几个菜，中间是一大碗切成大块的咸肉，还冒着热气，那股诱人的香味让我至今难忘。我坐在门口的位置，朱老伯紧挨着，他笑眯眯地给我夹肉，看着我吃。这可是我在城里也很少吃到的呀，我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可他的家人看着肉都不动筷，都一声不吭地专拣青菜和萝卜吃。
我哪知道，这些肉本来是他们家准备过年用的，因为我的到来，朱老伯便让家中提前蒸了招待我，可他们一年到头也吃不上几次肉。我顿时明白了一切，嚼在嘴里的肉再怎么劝也咽不下去了。
那天晚上，我是带着那碗肉的余香羞愧地入睡的。次日一早，太阳终于探出了脸，屋前柴垛上的麻雀“喳喳”地叫个不停，我走了一夜路浑身酸痛。堂姐使劲地把我叫起，兴奋地说：“快起来，看外面的大雪。”我穿戴好后站在门口，刺骨的寒气直往袖口里钻，昨夜跌跌撞撞走过的麦地已被白雪覆盖，一条条田埂还能隐约地辨认出来，宛如把田野划成了一块块巨大的方格纸，期待着我将青春和未来统统写在上面，我的心融化了。
这是我下放农村的第一天。那天，我似乎一下子变得懂事了。从此，我的灵魂深处便永远记挂着这块土地，记挂着这块土地上的乡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