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 放
廿四夜谢灶，是我们当地的风俗，但我家却从未有过。儿时，我家只有一只煤球炉、一只行灶，还有一只过年时难得一用的洋油炉子。后来，我家在院子里搭了个披，才勉强砌了个双眼灶，自然没有发镬，也没有汤罐。灶花，自然是没处画的，也就不可能像考究的人家，谢过灶公公，描一遍灶壁上的花草鱼虫，“艰苦奋斗、勤俭持家”。
不谢灶、不描彩，不等于我家对廿四夜不重视、不动笔墨。
廿四夜，是我们那小镇上雷打不动爱国卫生运动的日子，家家户户要大扫除。那一日前夜，父亲必定是取一根晾衣竹竿，用麻绳在竹梢头细细实实绑好一把扫帚。翻开被褥，从床板上取一张压得平平整整的红纸，仔仔细细裁成四条，端端正正放好。那一日清早，母亲定是早早地起来，在井台边浸好二、三脚桶被褥床单。吃了早饭，她像个大将军，指挥大哥掸檐尘，指挥小妹扫地，指挥二哥当她洗刷的下手——吊水。所谓吊水，是用水桶从井里提水。冬天的井水比河水暖和，刚吊上来时，还蒸蒸地冒着热气。所谓掸檐尘，就是清除零里零挂在屋顶、梁上、墙角的蜘蛛网一类的粒屑。那时我们住平房，也不吊顶，北风可从望板缝隙中呼呼地吹入。他们仨完成这些任务后，母亲还会指挥他们铲脚皮。当年我们这里进出家门是不换拖鞋的，难免会将烂泥带进屋，日积月累方砖上会形成一个个细结的小土包。
而我则被母亲安排写对联。从我读四年级开始。
我两年级时就开始读少儿版《水浒》。父亲认为我是读书的料，不但容许我偷偷看他的《参考消息》，还专程到苏州灵岩山给我买了一方砚台。那年他在苏州吴山的地区“五七”干校学习，专门请了假，特地从吴山走到灵岩山给我买的。当年，我们也有描红课，同学们用的都是橡胶砚台。因此，我很得意，就此几乎天天在《参考消息》上写满大字。
我写对联，通常是父亲帮我铺纸研墨，然后，坐在饭桌的横头，指导我写字。我先要在报纸上练习几次，然后正式落笔。其实，从我记事起到1977年，我家的两副对联始终就10个字：听毛主席话 跟共产党走。为什么当年每次写对联，只有我和父亲爷俩，且父亲都要坐在我旁边。现在回想起来，还有两大原因：一是当年各种物质都很紧缺，一张红纸来之不易，父亲怕我弄坏。二是他怕我写错。写错字，可是严重的事件。我有一同学，是个眯萋眼，二年级下半学期刚开学，他不小心把贴在课桌上的标语划破了，在全校大会上作检讨。
两副对联写成，也不管母亲和兄妹们的生活做到啥程度，父亲必定大呼一声：贴对联了。指挥母亲调面糊，指挥兄长们抬条笃凳。他自己则拿把鸡毛掸子轻轻掸拭主席像上的灰尘。
调面糊，母亲是高手。当年做鞋子糊鞋底、鞋面都要用面糊。母亲说，调面糊一定要一顺调，否则要尜脱格，粘不牢。很多年之后，社会上流行“捣浆糊”，我每每想起母亲的话，与同事、朋友说：捣浆糊，不一定不好。主要看什么情形，碰到矛盾和问题，有的要乱捣，就是顺时针反时针乱捣一气，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有的要正捣，一顺捣，捣出团结、捣出浓稠的友谊。
贴对联，父亲必定是脱了棉袄，亲历亲为，爬上落下，反复端祥，确保上下左右对正划齐。两副对联，一副贴在大门上，算是春联。一副贴在客堂里，领袖像的两旁。
到底是什么原因，肯定不是因为搬进了公寓房，我们兄妹四个先后成家另过，之后我这个小家过年再也没有写对联、贴春联。直到1998年我一同事远嫁镇江山区，年初二我们应邀去喝喜酒，看到新郎家包括猪圈、茅坑的门窗上都贴满了春联，还觉得很滑稽很好玩，但又觉得很热闹很喜庆。正月里，我们一大家人正月十五包馄饨，围在一起讲张，我说起镇江的春节见闻，父亲说：我们的祖籍在徽州，祖上是木匠。发长毛时，老老太太随长毛到了这一带，兵败在太仓落了户。以前家里年年新年也是要贴春联的，内容是“忠孝传家宝 诗书处世长”。他还说，这十个字是他太太从老家带来的，可算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也是家规家训。以前破四旧破掉了，现在风气清明，老传统在恢复，希望我们把老祖宗的好东西传下去。
喏喏。
父亲的话要牢记，祖上的宝要传承。第二年廿四夜前，我早早写好五副春联，一家一家送达、贴好。春节期间，兄妹们齐聚父母处，七嘴八舌说邻居看到后都讲内容好，尤其是忠孝两字，要大力提倡。母亲说，隔壁王家好婆、李老师等几个她的麻友，还夸我的字写得好，我家祖上的学问好。
奇巧不巧。第二年是新世纪，新世纪要有新生活，热天我和朋友相约去庐山游玩。从三叠泉下来，我执意要去白鹿书院。转到后院，古树蔽日，略感阴森，但见小小院落中石碑丛立，有人在其中拓碑，我凑近一看，居然正好是这十个字：“忠孝传家宝 诗书济世长”。老师傅介绍，他所拓的是宋代朱熹所书的原碑。喜出望外，原来典出于此。不管真假，掏二十大洋，觅宝而归。
既是传家宝，自然留心。后来读书多次读到这十字，只是版本不同，个别字有所异同，如“处”字，多作“济”字。但我觉得我又何必着意辨析词意、对仗，我们家的是父亲、祖上传下来的。挺好！
这二十年，我年年写这十字春联，年年廿四夜前送兄妹，年年贴在大门上，彰显我家的家训门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