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遭遇战中，敌人的子弹打中了我的脸，至今弹头还残存在面孔里。”抗战老兵朱斌指着自己的脸颊告诉记者。出生于1925年的朱斌祖籍山东莱阳，1942年参加八路军，回忆起80多年前的烽火岁月，他说：“走向战场的那一刻，我已将生死抛诸脑后。”

17岁那年，朱斌在去学校的路上看到了招兵通知，他没有丝毫犹豫就去报名了。“我是家中的独子，母亲不舍得我参军，地方上考虑到我家中的情况，也不让我参军，但我的心意非常坚决。”看着日本侵略者从海上登陆，在自己的家乡烧杀抢掠，满目是血泪和焦土，朱斌感到无比愤怒：“目睹日本侵略者对于家乡同胞的疯狂杀戮，我就想凭着男儿的一腔血性，冲出去和鬼子拼命。”于是，他不惜奔走到离家较远的地方报名参军。

来到战场上，朱斌却不得不面临“器不如人”的现实：自己部队的武器远不如敌人的好，汉阳造步枪射程不远，打得也不够准，不如鬼子的三八大盖打得远、打得准。“但那又怎么样，照样干他们！我们拼劲更足，胆子更大、更玩命，以双倍的兵力拼他们！”朱斌回忆起战斗场景说，在一次与敌人的攻坚战中，兄弟部队的一营干部战士差不多都牺牲在战场了，他们作为预备队的二营顶上，最终也只剩下当营长的他和几个战士，但战斗终获胜利，全歼了敌人。在这次激烈的战斗中，朱斌面部中了敌人的子弹，子弹没有打穿他的头骨，留在了面部。限制于当时的条件，没法取出子弹头，这枚弹头，就一直嵌在他的头腔几十年，至今每逢阴雨天，都隐隐作痛。

当时朱斌部队的主战场集中在胶东半岛。电影《红高粱》展现的高密抗战场景，他就是其中直接参与者，其间，他亲身经历了与日军骑兵面对面的战斗。“我个头不高，拼刺刀不是我的强项，但我枪法好，出枪快。”朱斌选择让枪口发言，倒在他枪口下的日军数不胜数。在朱斌看来，他肩负着无数牺牲战友的嘱托与使命，必须用鲜血和智慧与日寇拼命。

朱斌所在的部队从高密打到天津，又从天津打到湖北竹山，一路上全部是步行，有仗打就打仗，没仗打就行军，有时一夜急行军一百多里，有的战士就是在急行军的路上牺牲的，因为体力消耗过量，累死了。“但为了战斗胜利，必须快速行军。”朱斌回忆起当时的场景还历历在目：“途中，有时饿得不行，就抓一把草塞进嘴里，不论什么草，一边快速奔走，一边嚼着草。”

在战局大有改观的时候，组织上照顾朱斌，让他回家看看母亲。走近家乡，看到离别多年的故园，他感到了无比亲切，也无比欣慰，“我之所以离开家乡，就是为了更好地保卫家乡。如今重返家乡，带着面部一颗没有取出来的子弹头，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朱斌说，再有一次选择，他还会再这样做出抉择。

战争结束后，朱斌从部队转业，加入到苏州的和平建设中，作为电力条线的一员，他始终兢兢业业奋战在岗位上。“我是个抗战老兵，只要挺立着，就是共和国的忠诚卫士。”朱斌目光坚定，举起右手庄严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