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愚

　　上世纪60年代末，我随父母来到江南鱼米之乡的太仓新毛公社，无论走到哪，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许多人都穿着土布衣裳，感觉特别新奇。

　　当时，城里人凭布票才能扯布做衣，但每家都不够用。如果孩子多，那么最小的常常穿哥哥姐姐们穿剩的衣服。我当年还是个少年，对社会上流行的军装十分羡慕。有天，我妈不知从哪弄到了一个维尼纶包装袋，买了染料，在自家的煤炉上染成了黄色，然后给我做了条 “军裤”，我那时还不满15岁，觉得特别骄傲。夏天，它是条单裤，冬天，便成了我绒裤的外套。可到了农村，这样的穿着引起了妇女们的议论，而我还不明白为什么。

　　一天，我与她们在麦地里拍麦泥，就是用树棍做成T字型的拍打工具，将麦地里的泥块拍碎，使麦子的根系扎得更深。有位叫王月英的“阿娘”（阿姨）恰巧在旁，她在干活的间隙拿出一块小蓝格子的土布边角料，问我：“阿好看？”我哪晓得好不好，她看我不懂，便打量了我一下，笑眯眯的，没说下去。没几天，这位“阿娘”竟请在她家做活的裁缝顺便也给我做了件土布衬衣，就是那天看到的小蓝格子的，我又喜又愧。这是我第一次有了土布衣，穿上它，冬天暖和，夏天吸汗透气，但有一次穿了它，把我后悔死了。

　　那是夏日的一个清晨，骄阳似火，我在自留地给芋艿壅土，哪知道衬衣沾了芋艿叶上的露水，经太阳暴晒后，便显现出一道道紫红色的印子，衣袖和前半身到处都是，怎么洗也洗不掉。后来才知道，农民都是穿旧衣服给芋艿壅土的，哪有我这么傻的。

　　衣食住行，衣为首。我到农村，正是初二的下半学期，转学在当地的东横联校，初二仅一个班，四十多个学生，镇上的七八个同学和我一样，穿的是洋布，农村的学生穿的是土布。他们衣着得体，从上到下都是新的，一点不觉得土气，尤其是女同学，她们的衣服有的还是自己做的。

　　那时，农村的女孩到了十五六岁，一般都能熟练地纺纱织布了。记得我的邻居秀和、杏英、小亚，到了农闲时，不是在家纺纱就是织布。

　　纺纱常在晚上，点着煤油盏，坐在客堂内，在昏暗的光线下，右手摇着纺车轮的把手，左手捻着棉条，随着纺车轮的旋转，长长的、细细的棉线便从棉条中吐出，绕在了纺车的锭子上。

　　织布一般是在白天，那是个细巧活，不仅要有好眼力，还得掌握窍门；不仅要有好记性，还得有耐力。人坐在织布机的座板上，两脚交替踩着布机下的两个踏板，一上一下，牵动着两块穿着经线的竹篾杼也跟着一上一下。同时，两手要在两侧左右送梭子，还得将梭子拉出的纬线与交叉的经线用呈弓后拉碰紧，再用缯将纬线克密实，如果图案复杂、颜色多样，梭子就得不断地替换。如果线断了，还得将线头接上。这样反反复复，土布一寸寸织成，卷在了织布机的木轴上。

　　土布，用作衬衫布、兜头布为上，长衫布、被褥布次之。布面因用处不一，几何格子、颜色也得不同。所以，有时为了织出一块时尚的土布图案，妇女们会围着切磋老半天，甚至在晚上串门求救“经布人”。“经布人”是那个年代最受妇女尊敬的人。

　　我们生产队的“阿娘”陆凤珍就会“经布”。她四十来岁，端庄贤淑，梳着利索的短发，一双大眼睛冷静又深邃，说话不紧不慢。一次，我去她的邻居处，远远就望见她家场地上围着许多人，是杨林塘对岸的熟人来找她“经布”的。只见她在场地的一头放了根粗长的毛竹，上面打了一排孔，孔中插了几十根竹签，竹签上套着筒管，染上颜色的棉线绕在了筒管上。“阿娘”低着头、弯着腰，一边来回用手压着从筒管上拉出的经线，一边要帮手绷紧经线用力卷绕在布机的乘子木轴上。花样以及布的尺寸都已事先计算好了。我是头一次碰到，也看不出啥名堂，但这个场景一直镌刻在脑海里。

　　一匹匹土布，不知凝聚着多少农村妇女的智慧和辛劳。如果谁能织出惹人喜爱的土布，那走在乡间小道上都会得意洋洋，神气极了。所以那个年代的农村妇女出嫁时会带上土布，这早已成了她们的骄傲和青春年华的寄托。

　　在男耕女织的习俗下，当年，我们生产队大多数女孩只上了小学，仅一位读完了高中。虽然她们早早地学会了纺纱织布，但也因此束缚了手脚，影响了学习，失去了很多发展机遇，对她们来说，实属无奈。

　　现在，随着生产力的突飞猛进，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琳琅满目的服装面料早已被大众所接受，土布也随之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这一凝结着劳动人民几千年智慧的文化遗产是不该被忘却的，我想，这份厚重的乡愁，值得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