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根源

　　三碗羊肉面是我人生路上遇到的三个小故事，现在我把它们端上桌面，和大家一起分享蕴含在三碗羊肉面里的别样滋味。

　　第一碗羊肉面是我掏钱买给我弟弟吃的，但我却从弟弟吃面的过程中品出了别样的兄弟情。

　　我到乡下插队的第二年，弟弟才十四岁，可他已失学在家，成了仅有小学学历的“失学少年”。生产队“三秋”大忙时，无所事事的弟弟就来乡下帮我烧饭。弟弟有没有帮我烧过什么菜，至今竟然印象全无。不过，弟弟能在乡下那口独眼土灶灶膛里点燃“稻柴把”，能把生米加水煮成熟饭，已经是件值得回家向母亲炫耀的“大事”了。

　　农忙过后的清晨，弟弟要回家了，我领他到镇上小饭店里吃了一碗羊肉面，感谢他这些天帮我烧饭。我看着他把一碗羊肉面吃光，随后目送他踏上回家的路。当年，县里还没有公路通到我插队的那个公社。弟弟要走一段很长的拖拉机路和渠道路才能走上公路。也许是囊中羞涩，也许是沿途没有招呼站，弟弟只能沿着公路慢慢走回城里的家。

　　“你请你弟弟吃了一碗羊肉面？”后来回家，母亲问我。

　　“是啊！怎么啦？”我回答并反问道。

　　“你不知道弟弟从小就不爱吃羊肉吗？”母亲责备我。

　　我一下子懵了，原来我视同珍馐美味的羊肉面竟然是在我柔和的目光下被弟弟勉为其难吃下去的！弟弟当时为何不直接拒绝呢？难道因为哥哥的盛情难却吗？难道他在顾及我的不容易吗？而我枉为兄长，忽视了弟弟平素的饮食喜好！不管怎样自责，我再无改正的机会，因为二十三年前，万恶的癌魔已无情地夺走了我弟弟的生命！

　　第二碗羊肉面是我的文友许诺日后请我吃的，但我却从这未能兑现的许诺里读出了生命的脆弱。

　　我的文友就是姜琦苏。我做代课老师时，他就视我为老师，我却不记得曾经给他所在的班级上过课。

　　“朱老师，你好！”姜琦苏每次见到我都是这样礼貌地称呼我，但我却羞于接受他给予我的这份尊重。

　　与其说他是我的学生，倒不如说是我的热心“粉丝”更为恰当。每当我的“豆腐干”见报后，他都会第一时间用微信或者电话通知我，和我一起分享手写字变成铅字后的喜悦。

　　“朱老师，等疫情过后我请你到双凤吃羊肉面，我表姐是双凤一家羊肉面馆的老板！”我清楚地记得疫情结束前的那一年，姜琦苏曾经热情地这样对我说。

　　于是，我很期待。不单单是冲着那碗美味的羊肉面，也很想见识见识那位面馆女老板，看看她是用怎样的厨艺和魅力把双凤羊肉面馆经营得风生水起、闻名遐迩的！可是后来忽然一连有三四个月没有姜琦苏的音讯！多次打他电话无人接听，频繁发他微信也无任何回复。直到疫情结束后才有人告诉我，姜琦苏已不在人世了。我早就知道他有气管炎，可没想到他没有躲过那场肆虐的疫情！我顿时怅然若失，不是因为没有吃到他许诺的羊肉面而感到遗憾，而是痛感人的生命之脆弱，面对死神是多么无奈，更为他的过早离世而感到万分惋惜——姜琦苏退休才没多久啊！

　　我从此失去了一位热心的“粉丝”、一位知心的文友！

　　第三碗羊肉面是我的学生葛英（化名）请我吃的，我从那碗丰盛的羊肉面里吃出了弥足珍贵的师生情。

　　葛英读初三和职高一年级时，我是她的语文老师，她是我的课代表。学生里大约就数她最爱上我的语文课了。我还依稀记得上完《孔乙己》后，她曾兴趣盎然地和我谈起她对孔乙己人生悲剧的看法。能和老师探讨课文中的人物命运，她算得上是一位“有想法”的学生。她的学习成绩一向稳居班级上游，原本是一块上大学的“好料子”，却因先天近视，最终无奈地读了职高。她的作文一直受到我的赞许，并经常被我当做范文读给全班同学听。她曾经做过《太仓日报》的通讯员，我经常在《太仓日报》上读到她的通讯类文章。大约两三年前，社区主任想让我去编写《村志》，我考虑到自己年近八十，不耐往返奔波，婉拒了社区的盛情聘请。为了不影响编志工作，我推荐已经退休的葛英做了《村志》撰写员。

　　“《村志》编写有进展吗？”前不久，我有事到社区，在办事大厅正好遇到葛英，便忍不住问起她编写《村志》的“公事”来。

　　“朱老师，我正按照预定纲目逐条查找相关资料呢！”她笑意盈盈地说。

　　“朱老师，不着急，我请你吃羊肉面！”临分别时，她忽然热情挽留我。

　　盛情难却，我就随她到社区办公室楼下附近一家羊肉面馆择桌而坐。她点了一碗羊肉面，外加一盆撒上切细的碧绿蒜末的热气腾腾的红烧羊腿。面对美味，却之不恭，谢过葛英的热情招待后，我就当仁不让，大快朵颐起来。

　　现在回想，此生能遇到一位“谈得来”的学生不容易，能遇到一位“能谈能写”的学生不容易，能遇到一位“能谈能写又能代替老师完成某些写作任务”的学生就更不容易！

　　我欣然接受学生请的羊肉面，更要珍藏学生给予我这份弥足珍贵的师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