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伟祖
我1966年底来到新成立的王秀公社，一直到1986 年调到太仓，整整二十年，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在这里度过。
我出生、念书都在太仓城里，如今回城又是三十多年，可我梦中的场景，除了东门街那幢百年老屋和父母家人，就数王秀老病房次数最多。时不时会梦见那里的乡亲病友，甚至是抢救的场景，真可谓魂牵梦绕。因此，我一直把王秀当成是我的第二故乡，也有不少人以为我是王秀人。
王秀最早形成的小集镇还要推到明弘治年间。相传山西太原王姓望族在元末“红巾”起义后，为避战乱，弃官来到苏南一带。其中有一支在钱泾河南端鼎隆桥（即现在的王秀桥）附近形成宗族集居地。
随着钱泾及其支流通长江的地理优势，逐渐形成集镇。基于美好的愿望，鼎隆桥也改名为王秀桥。可惜这里终属偏僻，地处常熟、太仓的交界处，是“老小边穷”之地，交通极不方便。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刚到那里时，公交车还只在离镇两里外的湘里泾停靠。进镇的大路，雨天泥泞湿滑不堪，天晴后太阳一晒，全成了坑坑洼洼的“脚壳”路，一不小心就崴了脚。小镇说是公社所在地，其实连王秀桥以东几家人家算在内，一条三米宽的小石子街总共只有三百二十米长，两边都是矮小简陋，开间又特小的砖瓦平房。我出诊下乡，几乎走遍了王秀的角角落落。
王秀公社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整个公社除少数为砖瓦结构、被称为“四关厢门埭一围圈”的房屋，不少农民住的还是茅草屋，好一点的是半瓦半草。记得一次出诊，见一家三口蜷缩在废弃的牛车棚里，周围用芦苇及叶边带刺的枯草作芦编来挡风，可见那时的贫困。
整个公社仅见的两座楼房，一座在最南端，沿钱泾向西南与何市相邻的红旗浜岸，为当年王秀首富李云韶建的木行，那时已改为粮库；另一座楼在这个乡最北面，与常熟东张公社比邻的草庙。人称“南草庙大殿”，大殿后有一栋两层小木楼，那时已改为小学，但还有一两个僧人守着庙宇，直到后来才完全归小学所有。草庙是太仓第一个党支部建立的地方，如今的烈士纪念碑和党支部纪念馆所在地。
在抗日战争时期，上级派来的杨志明同志首先就在杨漕草庙及东张横塘一带以及王秀镇上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加入了抗日队伍，并在与草庙同一巷埭的徐家宅基建立了太仓第一个党支部，首先点燃了抗日的烽火，并涌现了如徐念慈、徐明德、顾家珏等一个个可歌可泣的革命先烈。
当年小镇上也有不少青年参加了抗日队伍，就连二十年里一直为我理发而熟识的两位师傅，他们的父辈也都是在那时参加了抗日，为抵御敌寇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这里完全称得上是太仓的红色革命根据地。
蓦然回首，离开王秀已三十多年，但我依然十分眷恋这块土地。虽然当年很贫困，各方面条件都落后，然而这里的乡亲给我留下的印象十分深刻，他们大多淳朴善良，吃苦耐劳，面对困难坚韧不拔。直到今天，这里的人们仍然继承老一辈的传统，保持着淳朴勤劳的民风。
下面想起的两个例子，更使我难以遏制心中对他们的思念。
那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收治过一个五岁的患儿，他长得特别矮小，体格发育明显低于同龄孩子，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在当时极为有限的条件下，我查了他的甲状腺等与生长发育相关的激素水平，分析了一些常见原因，没有发现明显异常，一时感到很困惑，他的家人自然十分焦急。后来观察到这小孩排尿次数特多，小便检查又有蛋白和少量糖等改变，而常规的肾功能检查仍属正常，和常见的小儿尿毒症引起的肾性佝偻又不符。这使我怀疑这患儿是否有肾脏先天病变而导致代谢紊乱，影响到了骨骼的发育？因而想起了是否有少见的先天性肾小管酸中毒可能，即所谓的“范可尼氏综合征”？
后来转到上海做进一步检查，证实了这一诊断。由于这种病较少见，也无法根治，对其全家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纠正这种病引起的代谢紊乱的药物一般医院根本配不到，我就设法用相同成分的化验室试剂代替。好在积极进行了对症处理，病情也有所缓解，但我明白，这只是延缓了病情的发展而已。
我十分感激他们一家对我的高度信任。说实话，这种病我仅在苏州进修的时候见过一例，可惜诊断出来也没有根治的妙方，何况当年在基层医院缺少整套的检测手段，如何滴定调整由于该病引起的体内酸碱电解质紊乱的药物剂量有较大难度且是终身的问题。
孩子的父母对我寄予了厚望，我只能尽力而为。他们都是忠厚淳朴的青年，孩子父亲身材魁梧，国字脸，不善言辞，性格却十分温和。他曾担任过大队团支书，又是劳动能手，在队里有较高的威望。在那个特殊年月里，曾作为工农兵代表被推荐到苏州医学院读大学，可当他接到通知，风尘仆仆赶到县革委会报到时，却被委婉地告知，你的名额已换成了另外一位同志，请你耐心等待以后的机会吧。明知这个“以后”十分渺茫，他只好无奈回家，继续战天斗地。虽然很快得知他的名额是被另一位青年捷足先登了，这位忠厚老实的青年没争辩，也没去举报。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得而复失，人生命运就此完全改写。他后来对我说起此事，也只是付之一笑。
唯一的儿子得了罕见病，为了孩子，他只得拼命干活。改革开放以来，他办过加弹厂，但办厂真不是人人都能胜任的，对不擅社交的他而言确实很难。
后来，镇上办起了光明牛奶收购点，他又养了十几头奶牛，干起从未干过的饲养奶牛和挤奶的活。起早摸黑，除了夜间要不时给奶牛喂料，每天凌晨还要把刚挤好的奶准时准点地送到镇上的牛奶收购点。因此，他常常睡在牛棚里，日夜与奶牛为伴，夜里只能睡三四个小时。然而没过多久，收购点因故被撤销，牛奶无处销售，好不容易四处筹款买来的十几头奶牛只得贱价转让，三年的辛苦几乎泡汤。
他毫不气馁，这十几年来，又承包了三百多亩大田，种起了水稻，这在太仓农村绝大部分种粮大户都为外地人的情况下简直是个个案。这些年来，他们夫妇俩夜以继日地苦干，种出的大米终于获得了很好的口碑。一年到头忙得很少有喘息的机会，还要尽量抽出时间陪伴患病的儿子，辛苦程度真的难以想象。
令人敬佩的是，他们夫妇俩为了尽量让儿子与正常孩子一样，从来没有耽搁他念书，毕业回来后又处心积虑为他找工作，娶妻生子，其间所费周折难以言表。孩子与疾病搏斗了四十年，可惜近年来病情一直反反复复，还是进入到了尿毒症阶段，如今需要长年血透来维持正常生活。期间又经历了家庭变故，以及他孩子的各种心理障碍等等烦心事，他们一家还在不断与命运搏斗，在他们面前，显然不是诗与远方，更多的是数不清的沟沟坎坎。
四十多年来，我们保持着联系，不幸的是，最近得知，这孩子因颅内出血去世。这对他们夫妇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但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坚韧不拔地面对未来，我衷心期望他们能渡过今后的重重难关！
令人难以忘怀的还有一位从外地嫁到草庙村的伟大母亲。她本是宜兴人，她的父母给她起名叫抗美，推算她应出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如今也该七十出头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医院学校都要下到大队最基层，我下乡蹲点在草庙，那是离王秀镇最远的地方。我住在忠厚的陈师傅家，和建民中学的唐老师一起在邻近的老胡家吃饭。而抗美的家就在老胡家隔壁。就是这偶然的机会使我们相识。她的丈夫是位退伍军人，也是个忠厚老实的年轻人。她能毅然决然地离开老家，从宜兴远嫁到离家乡几百公里的偏僻乡村，只能说是爱的缘分。她是位知识青年，和我们也很谈得来。
当年寄住在他家的那位中学老师，上课上得很生动，很受学生喜欢，但生活自理能力很差，洗过的衣服没挤干就挂在晾衣绳上，水滴滴答答，衣服腋下竟然还是干的，此事被传为笑谈。但是他知识渊博，为人耿直。抗美很尊重他，有时也帮他打理。她曾对我说起，有一次她从宜兴探亲回来，无法赶回王秀时，耽搁在沙溪，是这位唐老师帮她解决了燃眉之急，安排她到自己弟媳处借宿了一夜。为此小事，她一直牢记在心。几年前，在唐老师不幸生病和去世后，她还特地到他家探望吊唁。她就是这样一位明事理、重情义之人。
四十多年前在草庙邂逅，后来很少见面。偶尔，他们会来太仓找我看病，不料几年前偶然看到太仓新闻报道的一条消息，说太仓杨漕村（那时草庙村已撤并入杨漕村）一对夫妇的儿子不幸在南昌因脑出血而深度昏迷，夫妇俩心急火燎赶到南昌。当地医生经过全力抢救，无奈地宣布病人已脑死亡。含着老年丧子的巨大悲痛，这位母亲毅然决定把儿子的主要脏器和眼角膜捐赠给六位素昧平生的病人，让他们重获新生。由于我一下记不起她的姓名，只是隐隐有点怀疑：难道报道的是她？心里又希望不是。但在看到她那张忍着巨大悲痛在遗体捐赠书上签字的照片后，眼泪再也忍不住了。分明是她！原来她儿子是东南大学毕业生，一直在江西科技战线上拼搏。不料2021年底，在南昌一个新的岗位上工作时，突发脑干出血，猝然昏迷，去世时才四十五岁，家中上有老下有小，却英年早逝，白发人送黑发人，这对于一位母亲来说是何等沉重的打击啊！我虽然没见过这孩子，和他们夫妇后来也很少见面，但完全想象得到，在那时乡下教育条件并不算好的情况下，他们为儿子的成长一定耗尽了心血。而儿子在奋发创业的年纪却猝然离去，怎不叫父母肝肠寸断？她在万分悲伤之时，还能想到那些渴望重生的病人，愿意把儿子的脏器，把新生的希望捐献给这些陌生的“亲人”，这是何等宽阔豁达的胸怀！他们俩虽只是王秀偏远农村的平凡农民，却做出了常人难以做到的事。
我相信那些接受供体的病人永远不会忘记是这位母亲和她的儿子使自己重获新生。王秀和太仓人民也将永远不会忘记有这样一位母亲和这一家人。请记住，在王秀这块红色的土地上，有这样一位伟大的母亲，她的名字叫陆抗美。
我对待了二十年的土地有一种莫名的眷恋，更不要说遇到像上述那样的好人。他们虽然不幸，但是他们无私地为子女、为他人奉献一切。广大勤劳朴实、善良而充满爱心的王秀人民也同样使我永生难忘。
在王秀的那些日子里，我在工作和生活上也遇到过不少挫折，但乡亲们对我十分谅解、宽容和尊重。我回城虽然已经三十几年了，仍时常会想起他们，乃至无数次在梦中回到王秀简陋的老病房里抢救病人。如今，他们依然把我当作亲人，来找我看病，我无以为报，只能像对家人一样尽力而为了。
王秀，我难忘的第二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