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济麟

　　他原来是我的同事，后来是我的领导，现在是我的朋友。

　　大约二十年前，我妻子因交通事故腰椎骨折，在床上躺了几个月，虽然能起床了，但是行走做事还是不行。医生叫她多做起身的锻炼，可越锻炼越腿软乏力。我们心里着急，想去上海的大医院看看。可是妻子受伤初愈的腰坐不了那么久的车。他知道了，就找了一辆依维柯，把车里的座位放倒，铺上一张门板，垫上垫子，将依维柯改装成一辆救护车，让我妻子躺着去了上海。

　　在这之前，我儿子去上海高考。去的那天，他派了一辆车送考。如果坐公交去，又挤又慢。去的那天，恰逢瓢泼大雨，假如坐公交，不知会有多么急促和狼狈。

　　这两件事都让我深深铭记在心。

　　但当时我和他并没什么私交，他仅仅是单位的领导而已。

　　现在我想到写他，并不是要表达感恩，不是出于私人感情，也不是想表彰一个领导对属下的关心。

　　而且，我也不想写一篇一味赞颂、甜得叫人发腻的文章。我想探讨的是一种襟怀，以及这种胸襟与事业的关系。

　　在这里我不想提及他耀眼的个人成就和曾经获得的荣誉光环，但江南丝竹是绕不开的话题。我们知道江南丝竹一度盛行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也知道江南丝竹现在是城市的文化名片，但我们是否知道，江南丝竹在走出文化凋零的年代以后，怎样发育成长为“重放的鲜花”的？谈到江南丝竹的新生，也许有人会提及那篇发表在《中国音乐》等一系列杂志上的论文《江南丝竹发源初考》。不错，这篇文章为江南丝竹在这块热土上的新生奠定了基础。但在我的印象中，江南丝竹走向新的繁荣，是1994年从太仓市文化馆恒通民族乐团的诞生开始的，有了这支骨干团队，然后就有了1995年的“太仓市元宵民族音乐会”、1998年的“太仓市（泰康杯）江南丝竹八大曲演奏赛”、1999年的“江浙沪江南丝竹邀请赛”等一系列延续至今的大型赛事活动，有了2003年的太仓市恒通民族乐团赴新加坡以及后来赴港、台、日本和欧洲等地，有了太仓市江南丝竹协会的成立，有了全市江南丝竹业余团队网络式的覆盖。2006年太仓市江南丝竹馆开馆，同年江南丝竹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太仓市文化馆恒通民族乐团的成立是江南丝竹重新焕发光彩的起点和重要标志。有了这个乐团，以及一系列纷繁的活动，才有后来江南丝竹在全市全面开花、百花齐放。这个乐团是一位私营企业家资助成立的，但是企业家只担任了名誉团长，团长的重任却交给了我们的领导——他当时还只是一名普通干部。为什么？当然是因为他有号召力。号召力从何而来？来自大家对他的信任和信服，来自他的凝聚力。他眼里有人，尊重人，热爱人，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知人善任。凡事都把他人考虑在前。

　　毫无疑问，他是太仓江南丝竹事业的打造者之一，对太仓江南丝竹最有感情，最有发言权。许多活动是他策划或者参与策划的，许多团队是他组建或者帮助组建的，许多团队和演员经过他的指导或辅导，他撰写出版了《江南丝竹》专著，并创办了集资料与宣传功能于一身的《江南丝竹年刊》。可以说，太仓江南丝竹发展的每一页，每一章，他都重彩浓墨地参与了书写。评选江南丝竹代表性传承人他最有资格，但他却没有参加申报，一个个二胡、笛子、扬琴、琵琶等等器乐演奏员成了太仓市、苏州市、江苏省的代表性传承人，他的名字却没有出现在任何一级传承人名录上。

　　前不久，我和他参加一个会议时坐在一起。我是打车去的，他听了，叫来一个年轻的二胡老师，嘱她会议结束后送我回家。我问他是怎么来的，以为他是坐谁的车来的，谁知他说：先步行，走热了就乘公交。他自己用公交代步，却想到叫人送我。

　　正因为有这样的肚量、胸怀，他可以团结人，调度人，指挥人，让志同道合的人围绕在他身边，把他所钟爱的事业干得热热火火，风生水起，蒸蒸日上。

　　当领导容易，当一个好的领导，却是要像他那样，有点雅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