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微年
每逢佳节倍思贤。在第二十三个中国记者节即将来临之际，我不由得想起了俞颂华，这位曾经蜚声中国新闻界的著名报人、记者。在先生的家乡太仓，早已设立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新闻奖，而关于先生生平事迹的介绍也可以说是俯拾皆是。在所有纪念或介绍先生的文字中，最言简意赅也最有分量的可能是黄炎培的一句话：“先生真新闻界之释迦牟尼。”
黄炎培是德高望重的爱国人士，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政务院副总理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虽然黄炎培年长俞颂华十几岁，两人却过从甚密，是二十年的老朋友。早年曾在《申报》共事，抗战时期在重庆比邻而居，俞颂华甚至把卧室让与黄炎培用来写作。俞颂华去香港、南洋等地办报，两人天各一方，通信却从来没有间断。1944年春，俞颂华拖着虚弱的身体回到重庆与家人团聚，马上应黄炎培之邀，抱病担任中华职业教育社机关刊物《国讯》半月刊主编。抗战胜利后，两人除了通信之外，隔几个月总要相见畅谈，“抵掌天下事，极挚友之乐。”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知俞颂华者，黄炎培是也。1947年10月11日，俞颂华在国立苏州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主任任上逝世，享年仅54岁。苏州和上海两地分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各大报刊也纷纷刊登消息和追思文章。黄炎培是上海的俞颂华追悼会发起人之一，并且作悼词致哀。 黄炎培的悼词后来发表于报刊，用了《新闻界之释迦牟尼——俞颂华》的标题，简明扼要，不同凡响。文章写到：“先生以新闻事业为唯一终身职志，熟于国际掌故，富于爱国心与正义感……‘人生为一大事而来’，既认定某大事，便须忠于其事，专于其事，将一生精力尽献于某事。先生者，其新闻界之释迦牟尼乎”。
俞颂华在中国新闻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和崇高地位。他几十年如一日，始终践行着“人生为一大事而来”的信念，他的这个大事就是一生坚守的新闻事业。 俞颂华早在中学时代就被梁启超的“笔锋感情”所“震荡感动”，所以立志投身报界，以改良社会。从日本留学归来，他担任了当时全国三大副刊之一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的主编，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提供园地，为爱国学生鼓与呼，由此开始了漫长的新闻工作生涯。
俞颂华前前后后做过十几家报刊的编辑、记者和总编辑，做成了一件又一件足以载入新闻史的大事。如：1920年，与瞿秋白一起前往苏维埃俄国，拜见过列宁，成为最早采访和报道苏维埃俄国的中国记者。1921年，又前往德国，成为中国最早的驻欧洲记者。1928年至1932年，担任《东方杂志》的主要编辑，并且亲自撰写了近180篇文章，约50万字的国际问题文章，成为公认的国际问题专家。1932年开始，主编大型综合性杂志《申报月刊》《申报周刊》，发表了鲁迅、巴金、茅盾、叶圣陶、郁达夫等著名作家的很多作品。1937年，以《申报》记者的身份访问延安，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撰写的长篇通讯《从上海到西安和陕北》报道了延安的真实情况。
这是致敬俞颂华的肺腑之言：“他的大公至正、求真求善的新闻理想与笔有风雷的办报实践光耀后人。”俞颂华认为报刊是社会的耳目、民众的喉舌、揭示真相的明镜；新闻工作者要具有大公至正的精神，不为偏见所蔽，坚持真与善，代表人民立言。在《申报月刊》创刊词里，他就郑重提出“我们要尽我们文化和经济的使命，以增进民众幸福为前提。”
在黄炎培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个生动的场面：为了报刊的内容或版面的安排，“清晨或深夜，（拐杖的）得得声忽来室外，则先生至矣。说某事君应如何处理，某问题君应如何主张，其意极坚决。”俞颂华就是以这种一丝不苟的坚定态度始终恪守着自己的新闻理想。
这是致敬俞颂华的感佩之言：“他的身躯羸弱而伟岸，有着一颗赤诚的心和挺直的脊梁。”俞颂华长期患有胃病，年轻时留学日本归来又生过一场伤寒病，抗战爆发后在颠沛流离中办报，辗转各地。一个中年人，却已经腰弯背曲，满口假牙，步履维艰，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医生说：只能带病延年。而他却“抱病从公”，事必躬亲。每天晚上，拄着拐杖来到编辑室，审稿、改稿，仔细推敲。午夜时分，就从当天新闻中取材，亲自撰写短评，等到看过报纸的清样，总是曙色已经染透窗纸。他就是这样呕心沥血消耗着自己的生命，而又甘之如饴，乐此不疲。
俞颂华一生安贫乐道，忠于职守，淡泊名利。他在《申报》工作时曾经月俸300元，这对于他来说已是高工资，而他一生供职的大多数报社都是“清水衙门”，薪酬都较低，所以他和家人常常过着捉襟见肘的清贫生活。复旦大学的老同学来信相邀，许以监察委员，月俸大洋600元，他拒绝了；留德老同学、国民党高官朱家骅来信许以汽车、花园洋房，邀请创办一份报纸，他也拒绝了。“三十年前，我是不妥协的，三十年后，我虽然贫困潦倒，还是不妥协的。就是这几根老骨头，就是要硬到底的。”这是何等的掷地有声！这就是俞颂华的风骨！
⬆1920年10月16日，28岁的俞颂华（中）和21岁的瞿秋白（右）、李仲武（左）赴苏俄采访，成为我国头一次走出国门并常驻国外的记者。
⬅年轻时的俞颂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