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健

　　太仓资深文化人士陈有觉先生出生于1932年11月，最终他的人生历程定格在2021年5月31日，享年89岁。这是朋友陈创业在6月2日下午到我办公室告诉我的。听到这一噩耗，我的伤感油然而生。

　　我认识陈有觉先生算是比较早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那时我是一个初学写作的爱好者，可是由于上学时受到 “十年动乱”影响，从小学到高中的10年半（当时学制初中两年、高中两年半）中，真正坐在课堂内学习文化知识的时间也就6年半，如此，可想而知还能学到多少文化知识。到80年代中期，我已经在企业搬运工岗位上干了10多年。肩扛背驼步履艰，繁重枯燥的生活和知识贫乏的饥饿感时时侵扰折磨着我，但是自身文化知识的浅薄不能阻挡我求知欲的执著。工余时间，不管拿到什么书，我都如饥似渴拼命地读，由于缺少高人指点，我仿佛盲人骑瞎马，毫无系统学习经验，我的写作水平提高得很慢，常常处在懵懵懂懂、混混沌沌之中，写出的文章在今天看来，内容单调、词汇贫乏，不仅幼稚，而且用“蹩脚”两个字形容一点都不为过，让人不忍卒读。正是在茫无头绪的时候，也是机缘巧合，当时太仓文化部门根据上级要求，收集民间戏曲等三套资料集成，太仓的文化人陈有觉和王瘦鸿（又名王漱鸿）两位先生奉命具体负责这一工作，他们的联系点主要是各乡镇的文化站和有关人员。

　　沙溪镇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民间戏曲活动一向比较活跃，能够产生舞蹈家吴晓邦（他的代表作之一《丑表功》就是受了当地庙会中的《跳加官》的影响而塑造的一个人物形象，用以讽刺汪精卫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摇尾乞怜）和音乐家王珏，以及现在活跃在音乐界的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顾礼俭，就是一个证明。因此沙溪镇是他们联系的重点地区之一。当时沙溪镇的文化站站长周鹰是我的挚友，平时我们一直在一起玩耍、交流，他深知我喜欢写作却无人指导，因写作水平得不到提高而为之苦恼。适逢此时，他便征求我意见，是否愿意随同两位老先生深入民间采访？我想随同他们采访，是额外的事务，虽然辛苦一点，但同时可以向他们请教采访工作的方法以及写作方面的技巧，因此欣然接受。后来证实，在这一段时间中我从他们两人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比如他们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和严谨细致的态度。陈有觉先生视力不好，而且已过花甲之年，王瘦鸿先生年纪似乎更大一点，而且还是残疾人（装一条假肢），尽管如此，他们三天两头乘坐农村公交车到沙溪进行走访。为了了解沙溪道士帮的戏曲演出情况，陈有觉先生不止一次坐在陈宝元先生的病榻旁，仔细倾听，认真笔录。当时解放前延真道院（俗称北道院）的最后一位道士陆兴荣先生在原沙溪汽车站旁边开着一个馄饨铺，陈有觉先生就几次光顾，待陆兴荣先生空闲下来与之交谈，对于一些细节问题的讨论不厌其烦。正是如此，他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2008年，由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的他所撰著《太仓与昆曲》一书中，我见到了许多他当时的采访资料，感到十分亲切，当时的场景历历在目。而我在陪同他们采访的过程中，也有好多收获。2002年，我将当年采访到的一些资料整理成了《解放前沙溪业余戏曲班子简况》，在《太仓文史》第17辑上发表，用的是赵虞林这个笔名。陈有觉先生看到后，有一次在太仓市政协文史撰稿员会议上问我：“这篇文章是你写的吧？”我答：“是的。”他说：“我一看就知道是你写的，这些内容我们当时都采访到了。”他对此同样记忆犹新。

　　2016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我所撰著《沙溪兄弟两知府》一书的“弁言”中，我这样写道：“我对娄东文化的关注，起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协助陈有觉、王瘦鸿两位先生搜集地方戏曲历史资料，这次经历时间虽然不长，但让我收获颇大，特别是在两位先生的提携和启发下，提起并且确立了对地方文史收集、整理、研究的兴趣和人生方向，也曾用心去挖掘、探讨和研究。”时至20多年后的今天，我已经出版了与人合著的4本书籍、自著5本、主编1本、编著1本，其中10本书籍为太仓境内地方历史文化方面的内容，由此可见，这一次的经历，对我的影响是何其深远。

　　这次陪同他们采访后，我就较少遇见陈有觉先生了。

　　直到2012年以后，我到太仓定居，与陈有觉先生的距离近了，有时在路上相遇，有时在政协文史委撰稿员会议上相见，有时在街心公园里看他习武练剑，总能得到他的谆谆教诲，因此对他的关注度就更高了。随着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他的勤奋和多产令我钦佩不已，然而他却不事声张，默默耕耘。据我所知，太仓是牛郎织女下凡之地是他率先发现提出的；魏良辅在太仓南郊改进昆曲是他进行论证的；江南丝竹发源地在太仓是他与高雪峰先生一起探讨证实的。此外，他还与人合作收集整理了长篇吴歌《娘女盘问》，出版了自己收集的民间故事集《大郎神》，并且和王大经先生共同编著出版了《民间传说》和《太仓民间故事》两本书籍，为弘扬和传播太仓的历史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今天我们在欣赏、享受并提倡发扬太仓优秀的历史文化的时候，更不能忘记陈有觉先生作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