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娅

　　阳春三月的一个周末，我的发小，原《解放日报》执行主编任持平约我一同前往同里古镇，探访他的外公，《文汇报》创始人、著名爱国人士严宝礼先生的故居——环翠山庄。

　　环翠山庄（又称严家花园）始建于清代同治年间，占地面积约4200平方米。园中亭、榭、楼、阁精巧雅致，古树名木苍劲葱郁，小桥流水交相映照，两座太湖石垒起的假山既可登临观景，又可穿洞探幽，移步易景。四面亭位于荷花池上，曲桥相连。荷花池南岸设有“宝礼楼”，内有一尊铜像，展示墙上介绍了严宝礼先生的生平事迹。

　　仰望铜像，严宝礼先生的音容笑貌清晰地浮现在眼前，这是我可亲可敬的阿公。我的父母和任持平的父亲是原上海光华大学的同学，后来又成了门对门的邻居，两家的大门总是敞开着，亲如一家。我和任持平同年出生，一起长大、一起玩耍。妈妈一再叮嘱我：“阿公在书房做事，千万不要去打扰。”从他家前门进去，走廊右手边第一间宽大的房间就是阿公的书房。他在家时，总是一个人坐在书房的藤椅上写字，看书或沉思，有时也在书房里接待客人。我们疯玩的时候，早已把妈妈的话丢在脑后。每当我闯进书房（有时候也是故意的），阿公就放下手上的书或笔，转过身亲切地呼唤我：“黄巧咪过来。”我咬着手指，蹭蹭地跑到他身边，轻轻地叫一声：“阿公！”他不知从什么地方拿出一块糖或是两块饼干，或是好吃的零食。他比较空闲的时候，会陪我玩一会儿，用一张废纸折出小船、猴子等，也会用一张糖纸折一个穿裙子的娃娃。这越发激起我对书房的好奇和喜爱。

　　他对我的别称也是有来由的。我大概三岁时，有一次午觉醒来，一个人走进他的书房，他正在看书，桌上放着一杯咖啡，一块蛋糕。我叫了一声“阿公”就跑到他身边，他放下书本，把我抱起坐在他的膝上，然后喂我吃蛋糕。我砸吧着小嘴，吃成了小花猫。他开心地笑起来，一边擦着我的脸，一边学着我口齿不清的样子，把“小”念成“巧”，叫我“巧咪”，然后摸摸我棕黄色的头发，说：“黄巧咪，黄巧咪，哈哈。”这时，西下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书桌一角，那奇异的光泽和他亲切的呼唤深深地刻在我脑海中。从此，“黄巧咪”是阿公对我的昵称。

　　那年的一场风雨，使我的父母遭遇不幸，从此家里充满了忧郁和叹息。而对于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来说，只感觉不开心，于是更愿意跑到对门阿公阿婆那里寻找欢乐。阿公怜爱的眼神、阿婆疼惜的安抚，温暖着一颗稚嫩的心。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阿公亲自为我联系到一家只招收知名人士及高级人才孩子的幼儿园，让我接受良好的教育。那段时间，阿公因身体原因在家休养。每天放学后，我和哥哥就到阿公书房，他一边和哥哥下棋，一边讲述做人做事的道理，我虽然还听不太明白，但愿意依偎在阿公身边，听他缓缓说道。

　　可是，这样的日子突然在某天戛然而止。我还不懂死亡，却从此再也见不到慈祥温和的阿公了，听不到他叫我“黄巧咪”了。书房里空空荡荡，夕阳匆匆而过，留不住往日的影子。

　　长大以后，才知道我尊敬的阿公严宝礼先生的更多事迹。他出生于苏州同里古镇一个书香门第，自小耳濡目染，聪慧好学，尤其喜读《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形成了他为人处事的原则。1916年，他曾就读于上海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前身）。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曾在上海创办广告社，后扩充为交通广告公司，承办铁路沿线和上海市区路牌广告。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上海沦为孤岛，他与新闻界友人一起集资，在公共租界创办《文汇报》，由他出任总经理，旗帜鲜明地宣传抗日救国。1939年，《文汇报》被迫停刊。1945年4月他被日军抓捕，后被营救。同年9月，《文汇报》复刊。严家经营着源丰米行，专做大米生意，环翠山庄在沿河建有五开间的廊棚和码头，生意红火。而源丰米行的收入，成为严宝礼先生创办上海《文汇报》和香港《文汇报》的主要经济来源，在抗日战争期间，为呼吁和支援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把一生奉献给了《文汇报》，其创办报纸的初衷就是表达作为中华儿女坚定抗战的信念和意志，为《文汇报》注入了精神气魄和爱国情怀。

　　如今，我徜徉在阿公的故居，光影重重叠叠，过往的场景和盘托出。几度春秋，几度沉浮，环翠山庄也几经周折，如今以崭新的面貌呈现，我相信，先辈的精神在追思和倾诉中，重生！